尼日利亚成立一百周年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因为一百年就是一生。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使准备百年庆典这一想法黯然失色，也没有人怀疑它的纪念性。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在庆典时开展反省思考。James Baldwin曾经对此有过深刻的见解：我们永远无法在未来展开救赎。挑战只在这一刻存在，最佳时机也永远是现在。

　　Lugard勋爵在1914年将尼日利亚南北保护领地合并，但他从未意识到这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多元形态目前正受到来自种族、信仰及不良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威胁。在尼日利亚独立的前四十六年中，这个新生国家几经危机以及殖民地性质的算计，这对之后的五十四年也造成部分决定性影响。因此尼日利亚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悲剧式的孤独，这仿佛是对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世界闻名小说的拙劣仿效。小说与主人公所在的城市马孔多是哥伦比亚的隐喻，尼日利亚的建成绝大多数归功于一对夫妇的“殖民地构思”。但是与Jose Arcadio Buendia 和Ursula Iguaran不同的是，Lugard和Flora Shawn对尼日利亚从未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尽管马孔多蕴藏着Buendia乌托邦式的意愿，它和尼日利亚遭受的灾难和混乱也还是极为相似，而且被这些灾难和混乱摧毁。除此之外，马孔多的命运由Buendia家族几代人无法破解的密码决定，在我看来，尼日利亚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将殖民地背景与后殖民主义发展结合起来。

　　预测尼日利亚国家发展道路所需要破译的密码就是作为政府机制的公务员制度。尼日利亚的公务员制度体制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唯一纽带。公务员制度作为殖民者众多遗留中最值得保留的财富，其工作重点是在下一个百年挽回尼日利亚在后殖民主义及后独立时代的发展。我的假设是：挽救国家的整合和发展依赖于这一焕发新生的机构，该机构经过多重思考将超越殖民主义逻辑和后独立的限制。

　　无需经过过多思考，我们就能得到与Thomas Taylor Meadows在总结中国的辉煌时类似的结论：中华帝国能够长期延续依靠的是采用具有优秀才能和品德的人才构建的良好政府这一公务员制度。Meadows的调查是他在1847年担任英国驻广州领事时展开的。1853年，英国财务大臣William Gladstone采用Meadows的建议，批准Stafford Northcote和Charles Trevelyan两地通过高效和有效的公务员制度来组建良好的政府。1854年Northcote-Trevelyan所做的报告随后成为当代公务员制度的模板，有意通过行政方式促进公共福利和服务的生产分配的任何国家均可使用本模板。民主也将自身的进步意义带进行政管理能力的动力中。

　　尼日利亚公务员制度自1954年在重重矛盾中建立，并且有充分的时间从对1914年至今的基础精髓进行演变、循环过渡到发展和重建。尼日利亚公务员制度的出现和演变归因于诸多宪法性及行政管理性需求。1954年对尼日利亚的行政沿革来说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在真正的尼日利亚框架中公务员制度的正式建立。在此之前的公务员制度严格来说只是殖民地事务而已。殖民地行政机构的关注点仅仅是处理国家职能，即维持基本的法律和秩序。该职能的实施大致通过将移民排除在外以及促进殖民地开发两种方式。因此，在1934到1954年之间，共有七个委员会作为尼日利亚公务员制度的前身出现：狩猎委员会（1934），桥梁委员会（1942），Tudor-Davies委员会（1945），Harragin委员会（1946），Smaller委员会（1946），Foot委员会（1948）和Phillipson-Adebo委员会（1953）。

　　尼日利亚公务员制度在性质上的沿革在1954年之后达到顶峰，出现的一系列改革成为了尼日利亚公务员制度的开端。自1954年之后，公务员制度成为愤怒的焦点，人们采取渐进式改革使这一体制转变成为称职的机构，通过该机构新生的独立国家能够忠于其理想，为经受了殖民统治和剥削的尼日利亚人民提供基本便利。比如Gorsuch委员会（1955）在对抗殖民等级结构中意义重大，特别是将“通才”和“专才”加以区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尼日利亚公务员制度在专业化角度的变革源自Gorsuch。

　　Newns委员会（1959）将变革进一步推进，建立了与内阁式政府兼容的Westminster模式机构框架。这一变革是通过将内阁结构嫁接到殖民制度中的部门结构上、将部门制和内阁制进行整合来实现的。变革结果之一就是常务秘书这一职位的出现，部长就所有决定性问题向常务秘书发出指示。

　　在本系列的第一部分，我们探讨了尼日利亚公务员制度的世纪变革是如何从殖民管理方式开始，而后者的初始目的是促进殖民地的开发。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尼日利亚公务员制度的历史变革包括引人注目的开始、持久、不成熟和衰弱的结构；矛盾重重的决策，大胆的步伐，妥协的变革和意外的突破。尼日利亚公务员制度在迈向卓越的途中已经经过了风暴中心。但是它尚未到达它的目的地。在这一方面，我们将对最近的独立后时期，干预尼日利亚公务员制度进步和中断了其早期成功的失误和遗漏的动机进行分析。

　　Nigerianisation政策开始实施后，其目的是使尼日利亚新成立的公务员制度步入正轨，促进政府策略顺利有效地转变成为人民认同的效果显著的基础结构及社会经济产物。

　　这一政府意向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来自代表行政管理原则与指派尼日利亚人替代外派人员的替换工作效率之间的意外冲突。最终作出的让步是降低公务员制度在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的能力。公务员的领导地位在多个地区位于次要地位导致这一冲突进一步复杂化。从长远来看，借调变得组相矛盾。从一方面来看，这一矛盾降低了联邦公务员制度对尼日利亚行政轨道的监管能力系数。另一方面，这一矛盾使该地区获得了显著的行政成就，而这些成就正是尼日利亚在多重变革中希望再次获得的。

　　区域公务员制度，特别是在西南地区，其成功的精髓就是政治与行政领导的一对一结合。这种关系由动态框架构成，这一框架中能使用人力及实施政策来促进效率提升。在Simeon Adebo主席和Obafemi Awolowo主席之间建立了强大和专业的协同作用，进而改变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在东部和北部地区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显著成功。这些显而易见的基础结构效果现在仍在我们身边。Awolowo-Adebo行政合作模式阐释了Peter Keen的断言：复杂和信任是互相调和的。西南地区的行政经验为我们带来的最值得庆祝的一个简单的教训就是：要达到管理要求，需要付出前所未有的合作努力及政治意愿，最终才能将政策变成有效执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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