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官僚制是韦伯“理想类型”中的一种。它一方面来自于韦伯时代的现实体验：普遍的官僚体制化是大势所趋，它正在四处蔓延、节节胜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种训练普遍展开，人们竭力把自己变成一枚合格的螺丝钉，然后寻找能够嵌入其中的机器。同时韦伯还敏锐地指出，即使是“未来的社会主义”也逃不出官僚体制化的命运，尽管从它们表面上争取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理想类型”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关系。在韦伯的时代，就有批评者以普鲁士官僚为例，怀疑行政非个人化仅仅是一种是理想而非现实。他们指出，指导行政的条例不可能直接地、积极地决定官员的行动。对此韦伯认为，“这种说法是为普鲁士政府的严峻事实罩上罗曼蒂克的烟幕。”“他认为，现代官僚的决断行为，不同于前官僚化时期各种行政形式所特有的独断行为和个人偏向。每个纯官僚行政性质的行动后面，都有一套在理论上讲得通的理由，也就是说，依据了某些规范，或者是对手段和目的做了推敲。在现代官僚制中，甚至自行决断的行为也表现着非个人目的的至高无上性。个人偏向和专断都不能公开主张。”［12］（p350）

　　如果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韦伯的这段话，就可以避免很多在有关现代官僚制的理论讨论中出现的问题。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曾说过：“人并不仅仅是他们的外表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而且还是他们心中所怀有的理想的化身，即使他们从来没有达到那些理想的境界，但仅仅是这样的努力的愿望就可以判定出他们的一些本质特征。”［13］（p154）如同一个人的理想境界可以说明他的本质特征一样，现代官僚制理论的理想境界也是最能表达出这种制度的本质的东西。

　　三、铸就“铁笼”：现代官僚制的发展与后果

　　莱斯诺夫在谈论韦伯的思想时曾经这样说：“当韦伯把现代西方文明称为‘铁笼’时，他所想到的极可能不仅仅是市场的强制性。它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即官僚制度，也有着同样的重要性。”［14］（p23）在看到了现代官僚制骇人的效率与经济的背后，韦伯还看到了其晦暗的一面。

　　（一）现代官僚制的永久特性与自我权力化

　　作为一个庞大的机器——现代官僚制通过两种方式形成了服从机制：首先是文书，其次是官员的纪律。“一旦充分实行官僚体制，就属于最难摧毁的社会实体。”［15］（p309）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城邦公民或西欧封建时期贵族士绅对于政治的依赖。现代官僚制下的人是一种由于职业需求进而由于两种服从方式被锻造进了这台机器之中，职业官员就是一台机器上的一个环节，他被牢牢地纳入了这台机器的共同利益之中。

　　现代官僚制另一个更加值得玩味的结果是，在现代官僚制形成后，就会自动地结成一种共同利益，因此每个官僚组织都在不断地维持和扩大其组织，每个在现代官僚制体制内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在为这个共同利益奋斗。于是，与现代官僚制形成的初衷完全相反的情况出现了，官僚体系不仅不会是一种非人格的机构，反而构成了社会上的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由于其出色的行动能力而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经济后果的实体，在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中，由于自我权力化的要求，其最后出现的往往是一种隐蔽的财阀统治之下的官僚体系。这就是一种在经济社会中极具讽刺意味的后果。由于“经济性”而诞生的完全工具化的现代官僚制又因为“经济”的原因而改变了纯工具的特征。在“达到政治目的”与“追求自身利益”之间有一个宽泛的空间，现代官僚体制徘徊于其中，时至今日依旧如此。

　　（二）政治与行政之争

　　现代官僚制本是为了政治而产生的一种作为手段的行政方式，但其一旦形成，却又在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韦伯在多个场合指出，科层制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统治，从古典城邦政治的角度看，这种技术统治与政治相对立。因为，在韦伯那里，政治的含义是古典的——“韦伯赋予政治以拯救个人自由之意义：把现代人从非人性、机械合理性的统治中解放，使人的独特性与创造性在政治领域中得以展示，赋予个人在价值上自我决定与自我责任的能力与可能性。”［16］（p222）

　　所谓政治与行政之争在于现代官僚体制内的官员与选举上来的官员相比拥有知识与经验上的优势。选举上来的政治家在位的时间是短暂的，他们既没有专业知识也不具有实践经验，仅凭着选举的成功而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或许有着出色的政治家魅力，也不乏卓越的政治见识，但是他们所有构想出来的政治蓝图都必须依赖官僚去执行。而相反，行政官僚是专业化和职业化的，他们经过了长期且专门的训练，而特殊的文书管理制度使得外行人无法看懂现代官僚制内部的运作，也使得不熟悉这一特殊官僚体制环境的政治官员无法插手政事。于是，其结果是默默无闻的官僚往往是国家权力的真正拥有者，现代官僚制可以控制政策的效果甚至也可以操纵选举，影响政治决策。

　　但现代官僚制下的官员本身是摈弃政治信仰的，这是因为现代官僚制的工具性带来了所谓的中立立场。因为摒弃了真正的政治信仰，所以在经济社会中，官僚们的权力就只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利益权力，它是没有政治诉求而只看重对于个人以及其所在的现代官僚体制的利益。这会形成一种官僚统治，也就是说，一群没有信念、没有目标，没有远大信仰，而仅仅追求权力的人最终能控制整个政治体系，但这又是官僚政治无法避免的宿命。这其实就是为什么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末尾，韦伯痛心疾首地呼喊：“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科层制的专家没有灵魂、反科层制的非理性的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17］（p143）

　　现代官僚制本来只是现代文明中一个可以带来效率的工具，就像韦伯说的是一件“斗篷”，但是最后，这件斗篷却能把整个社会紧紧地裹起来成为一个铁笼。现代官僚制看起来是最合理化的制度，但最后却能产生最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只有知道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在这个愚陋不堪的世界中呼唤卡里斯玛型的伟大政治家。因为“天职”这一概念的最高表现正是根植于克里斯玛统治类型之中。韦伯认为，只有克里斯玛统治类型才能体现真正的政治，只有献身事业的领袖才是最高意义的从事政治，相比之下，现代官僚制的统治实际上只是一种技术合理性的统治而绝非政治的表现。从韦伯去世前两年发表的《以政治为业》看，他念兹在兹的恰恰是在现代社会现代官僚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如何为政治保留一席之地。韦伯无非是期望以卡里斯玛统治类型对抗法制统治类型的支配，以献身事业的领袖对抗官僚统治，以政治行动对抗技术合理性的统治，质言之，就是以政治对抗技术。因为这样的人物可以给政治赋予意义，打破资本主义的铁笼，但是这样的人恰恰是现代官僚制中所不能产生的。

　　（三）“人是目的”——官僚制下的人

　　虽然在官僚制的形成中人只是最后一个环节，但是我们知道，在韦伯以及一切真正伟大的理论者那里，“人是目的”才是真正的理论追求。韦伯指出，现代官僚制的官员需要职业化培训。他还早已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官员这个职业的吸引也由社会地位转变成了经济实惠的推动，在这样的目的以及这样的职业培训下出来的人，不仅成为了官僚制中的人，也成为了一个巨大机器中的一个部件。韦伯还无不痛心地指出，这些人不能看到总体而只能接受上级的命令。在这个过程中，人无论其身居何位，自身也完全成了一种手段，成为一种工具。

　　如果说在韦伯那里对现代官僚制的批评更多地还是停留在理论上，那么后来的德国纳粹大屠杀则是真正展现了一种在官僚制下的人的现实。现代官僚制与大屠杀的关系在很多学者看来都是非常密切的，正如齐格蒙·鲍曼在著名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18］（p9）按照齐格蒙·鲍曼的理解，现代官僚制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一定是大屠杀的必要条件。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现代官僚制的骇人的效率，我们将之称为“利器”毫不夸张，但是这件利器究竟是操之谁手则是一件现代官僚制本身无法控制和预见的事情。

　　齐格蒙·鲍曼甚至还进一步分析到，大屠杀这种观念是现代官僚制度文化的一个产物——“大屠杀之所以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官僚制的理性化模式是如此关键，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因为它提醒我们官僚制度对于效率的追求是多么刻板和道德上是多么盲目。……一旦我们意识到了‘最终解决’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是官僚制度文化的一个产物，那么大屠杀投射在我们对官僚制度之理性的理解上的光芒就是最熠熠动人的了。”［19］也就是说，在齐格蒙·鲍曼看来，“最终解决”（肉体消灭）这一形式与看押等相比是一种最经济的管理方式，从效率、绩效的角度着眼，从技术的视角出发的是现代管理的优势，但我们不要忘了“最经济”的方式，正是我们选择现代官僚制的初衷。

　　以大屠杀来说现代官僚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些偏颇的，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事物的本质有时候正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看得更加清楚。作为一种“利器”的现代官僚制，因为其效率我们使用它；也因为其效率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惧怕它；更因为其效率使我们把自己投入于其中，迷失了自己的判断力。但是，这些喜人与骇人的结果都不应将其归诸于“现代官僚制”本身，无论赞美它也好，批判它也好，现代官僚制始终只是一种架构，或许还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一种架构。这种架构背后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问题，更是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顾忠华.韦伯学说［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马丁·阿尔布罗.官僚制［M］.阎步克译.知识出版社，1990.

　　［3］［16］洪涛.本原与事变［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张汝伦.十大思想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6］［7］［8］［9］［15］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

　　［10］［12］（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M］.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

　　［13］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M］.王大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4］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M］.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2.

　　［1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

　　［18］19］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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