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苏联经验，使得中华苏维埃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全盘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打击“中间势力”，革命力量严重削弱；照搬苏联的政党制度，导致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效仿苏联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造成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政府干部；最终由于教条主义的战略战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关键词】“左”倾教条主义；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

　　在1931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王明、博古等取得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左”倾教条主义将苏联的革命经验模式化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在不了解中国国情情况下，照搬苏联经验并在各苏区强制推行，给中华苏维埃的政权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本文主要从阶级关系、政党关系、机构设置、党内斗争和战略战术的角度，阐述“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影响。

　　一、全盘接受共产国际指示，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

　　当时中国革命仍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应该联合这些中间势力来反对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共产国际却根据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制定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革命策略，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比重以及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的意义，并指示中共要“反对一切军阀和国民党的反革命集团，……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组派，指向第三党，指向胡适派”，①“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粉碎地主资产阶级联盟，以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②1932年8月至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反帝斗争中要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去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全盘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资产阶级的大中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派别（汪精卫改组派、胡适之民权派、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③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视为政权的敌对势力。

　　1931年11月，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参与政权的管理；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阶级和反革命分子，则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权利的”，④不加区别地主与富农、大资本家与小资本家、剥削者本人和其家属，一概剥夺其政治权利。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各种条例、法令也把富农、资本家、地主、豪绅视为苏区的敌人。“左”倾土地政策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凡被认为是地主富农的“不论大小，一律捉起，把精壮的一律编入劳役队，老弱的一律驱逐出境或集中监禁起来”，①这实际上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为了加快推行该土地政策，中央苏区开展了查田运动，除了继续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外，还有“重新分田”的新内容，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失信于民的恶果，引起了新的混乱。“据统计，查田运动开始后的3个月内，江西、福建和粤赣三省，就查出所谓地主6988家、富农6638家”，②这些查出的地主富农大部分都是中农，甚至是贫雇农和工人。

　　因此，“左”倾教条主义者全盘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打击中间势力，剥夺其政治权利，甚至把他们逼上绝路逃向国民党统治区，最终与人民政权为敌，这无疑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破坏了苏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不利于苏区社会的稳定。

　　二、照搬苏联党政关系模式，导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大多数资产阶级政党与苏维埃政府进行武装对抗，为了维护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执政党的地位，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苏维埃政权中不能有席位，布尔什维克党成为唯一的执政党，包办国家政权一切工作，发号施令，党政职能混同，无论是苏维埃的行政机关，还是权力机关，通过“任何一个重要决议都非有党的指示不可”，③形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党政关系模式。

　　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为苏区执政党，如何妥善地处理好党政关系，这是一个摆在共产党面前的全新课题。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了苏联的党政关系模式，以党代替苏维埃政府，包办一切工作，委派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干部，以至于在1930年代各苏区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中共党包办了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还向各根据地派遣中央代表以贯彻“左”倾主张，这些代表压制不同意见，破坏党内民主，给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造成了消极的影响。群众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任降低。党包揽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苏维埃政府机械地转述党的决定，而苏维埃自己的独立系统不能正常运作，政府例会不正常，也不计划工作。赣西南刘作抚给中央综合性的报告中提到：“好多事情都由各级党部解决，由政府会议决议通过执行，但有好多政府的事情是党部代替了，就是西南政府也是好些，所以引起政府人员的不满意，又如儒行区党部我实际见到的就是杀，一切与党无关的犯人都要来问过党部，党部说杀，由政府出一布告就杀，还有更小的日常事情农民都要求来党部决定”。④因此，群众大多认识党部而不认识政府，愿意在党部工作而不愿分配到政府工作”，“纵然分配到政府里去工作，都是受处分的”。⑤此外，党直接任命干部，破坏了苏维埃的民主建设。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改选中，党指定候选人，“没有首先由各革命团体提出候选委员名单，发动选民来讨论和审查”，⑥这就剥夺了选民的选举权，并且强迫选民通过的现象非常严重，以致各级苏维埃政府改选后，被选举的人仍不能胜任其所担任的工作，也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各苏区均严重地存在党包办各级苏维埃政府乃至群众团体的一切职务的现象，以至于形成了在政府任职的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的现象，严重破坏了苏维埃的民主建设。

　　三、效仿苏联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造成肃反严重扩大化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前身是肃反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肃清苏联内部的特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叛乱，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安全。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同各种反革命作斗争，苏联设立此机构是非常必要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实行局长单一集权制，坚持单线垂直领导的原则，与党、政府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同级党政军领导无权过问，这就使政治保卫局成为一个包揽公、检、法权力而不受约束的机关。如果缺乏该此机构的监督和制约，它就会凌驾于党政军各机构之上，造成严重后果。在19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中，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与斯大林有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残酷镇压，致使苏联有成千上万的干部和群众被逮捕、关押甚至杀害，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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