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等等，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仍然是见树木不见森林，治小癣不治大疾，没有从本质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的根源。其实，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也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由凯恩斯所开创并被其后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断发展的“需求管理”理论。大体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央行通过降低利率，鼓励货币的借贷来刺激经济。其实本质上说就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来缓和生产与消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李晓翼：“对次贷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思考——马克思生产过剩理论的启示”，转引自finance.baidu.com. 可是，西方经济学家们所始终不能解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花明天的钱来拉动今天的消费或投资，到了明天再花后天的钱，这中间的金融链一旦断裂是什么后果呢？这种扬汤止沸的做法，只能是延缓和压抑了危机，并不能真正阻止危机的爆发。因此，自20 世纪末以来，“美元—华尔街体系”就不断暴露出其问题，如19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等；到了2008 年，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核心地带——华尔街也爆发了金融危机，并迅速发展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欧美各国的金融机构濒临破产。[2] 西方主流经济学显然解释不了这个现象。

　　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利润追逐下的生产过剩与广大无产阶级消费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只能归咎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资本家在追逐剩余价值的欲望下不断扩张生产；而另一方面，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分配不公，使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的增长，这种矛盾不断加剧，必然体现为市场供求之间的矛盾，从而造成经济危机。恰如黑格尔所言：“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虽不会重复，但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历次经济危机虽然细节不同，但本质却又是惊人的一致，19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如此，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如此，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不例外，也照样显示了经济危机的一般常规模式。

　　3.阶级归属：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无论西方经济学如何标榜“利己人性”的普遍性与“市场机制”的普适性，都无法掩盖这样的本质：它们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说，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正因为如此，它们总是从资本主权出发，千方百计地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看成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即便是凯恩斯主义，也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出于自身利己的需要，利用国家政权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以刺激经济的发展来缓和矛盾危机的经济学说。凯恩斯自己就曾公开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3]（P24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始终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经济学说的阶级性，因为它站在了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劳动主权出发，以公有制为基础，强调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它把各个阶层的劳动者都看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承认社会财富是劳动者借助各种工具共同创造的，并在此基础上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客观历史规律。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在当今中国的“体”“用”关系不容颠倒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学说与黑格尔学说的最大不同就是，教育论文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从来不封闭自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本来就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上诞生发展起来的，今天，它也不应当拒绝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的合理成分。这样的胸襟气度，恰恰是它永葆生命活力的不竭源泉。从实践上看，我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马克思原先所设想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并不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就要运用多种手段，包括市场经济手段，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理论和技术。

　　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也已存在、发展了几百年，其间也产生过许多有用的观点和论述。例如：用于分析市场交换对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全社会最优福利的作用、论证市场经济之合理性的一般均衡论和社会福利论；用于论证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表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起作用的有效需求理论；用于分析价格的形成和作用、为研究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提供理论框架的边际效用论和供求论；用于研究企业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新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4] 等等，我们对此不应一概排斥。

　　具体到当前来说就是，我们既要侧重研究生产关系，但是又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不能借此排斥对资源配置的研究。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人与物的关系来体现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要通过资源配置的状况来证明的。虽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资源配置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种资源私人占有与资源合理配置之间的本质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源配置失当的问题也仍然存在，仍然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波动、通货膨胀、产业结构扭曲、盲目建设以及企业设备闲置、劳动者失业等问题，仍然困扰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5]这就需要使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经验乃至教训。

　　然而，必须明确的是：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时，只能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具体需要，将那些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借鉴过来，绝不能良莠不分地全盘接受，更不能借此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同时，我们更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本身具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资产阶级特殊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有的理论甚至赤裸裸地反对社会主义，宣扬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具有明显的庸俗性和辩护性。[6] 对此，我们更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严密的论证来予以还击，驳斥它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攻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其糟粕成分进行有力的批判和彻底的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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