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危机问题。自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在经济运行中出现了类似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现象。对此，我们要敢于承认。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劳动的体现仍然是由不同个人劳动产品之间的私人交换所决定，就会使企业和个人在交换过程中往往更多地从自身利益出发，不会有意识地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分布的比例关系中去寻找自己的活动空间，就有可能破坏适当的比例关系。而今天高度社会化大生产所提出的宏观经济协调运行问题和要兼顾解决的社会问题，更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所无法适应和解决不了的。同时，在参与私人交换的不同企业和个人中，因为彼此掌握和运用有关信息的能力存在差异，还会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些都使危机的爆发具有可能性。就现实而言，一些地方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房屋生产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正常的劳动交换关系出现了扭曲，在交换过程中房地产行业获取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他一些行业。于是，一些商人进行盲目投资开发，使价格和数量都远远超出了当地所能承受的范围。当国家紧缩银根、对房地产进行调控时，地产商的资金链断裂，而需求又无法跟上，自然就出现了价格大幅下跌、房屋大量积压的现象。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应从不同劳动部门之间交换关系的变化去加以分析。长期以来，一些行业由于行政垄断所取得的利润远远超过了其他部门。由于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行业，产能过度扩张，大大超过了现实需求。而与此同时，一些急需发展的领域却往往得不到资金的青睐，一直偏“冷”，反过来也无法对那些过剩产能行业的产品形成有效需求。最终，都造成了大量工业产品积压，价格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而企业普遍经营困难，亏损日益严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现象还都只是发生在局部，在我国没有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危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可以避免经济出现大的失衡和振荡的。

　　第三，如何才能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或者至少缓解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痛苦呢？那就是要监测社会劳动总量在各行业、部门之间的分布比例，并在判断它们失衡程度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加以矫正。至于如何判断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进而确认其失衡程度，马克思早已给出了关键提示：“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由此我们认为，各种产品在交换过程中所实现的交换价值与其市场价格之间的吻合度或背离度，可以用来判断社会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或者衡量它的失衡程度。如果在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比较重要的商品交换都是在市场价格与交换价值基本吻合的情况下实现的，就可以肯定这个经济体会比较平稳地发展，即使GDP的增长速度很快，也不至于出现大起大落和剧烈震荡。相反，如果对整个经济体有较大影响的商品交易基本都是在商品的市场价格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交换价值条件下进行，即使增长速度不快，也可以判定该经济体中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已经出现严重失衡，极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那么，又该如何来确定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吻合或背离呢？市场价格是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往往会受到商品在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和商品持有者在市场上所具有地位的影响。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交换普遍发展的条件下，交换价值越来越反映出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博弈，是一种均衡的结果。它逐渐地趋向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生产价格，即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于是，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关系就可以转化为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衡量它们之间是否吻合或背离，主要就是一个利润率的平均化问题。也就是说，当各个行业、部门都基本上按照所取得的平均利润去完成交换时，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就容易相吻合；相反，当某些行业或部门所取得的利润大大超过全社会的平均利润时，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就会出现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一定的背离，甚至是严重背离。

　　因此，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失衡问题，绝不是仅仅靠压缩投资、降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的，更不能去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应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我们所处的“第二大形态”中“物的依赖性”问题进行优化，摆脱它的盲目性和对人的束缚。为此，就必须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从长远发展考虑，要通过立法、执法手段，逐步规范企业经营者公开其产品的销售量、库存量、利润等一些所谓的“商业秘密”，政府职能部门同时公布客观、准确的供求信息，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建立供、产、销信息网。在此基础上，指导企业和个人按照公布的信息及时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经营。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政府应根据全社会投资和消费构成的变化，及时调整货币、财政、税收等政策，利用这些政策对我们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以完善，引导和鼓励市场上所需要产品的开发、投资和生产。特别要衡量和监测全社会各行业、部门的利润率水平，对那些利润率水平还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行业和部门要加大扶植，同时对一些可能影响全局的大企业或个别行业要更多关注，限制和压缩它们借助某些“超市场”力量所攫取的巨额超额利润。只有做到这些，整个社会劳动在各产业部门间才有可能实现按比例均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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