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榫、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自然，传统的经典文本，如《史记》、《红楼梦》、《水浒传》就成为他用作比附例证的重要资源。林纾揭示了中外文学之间存在的不类而类的构成，同时也在以传统文学为背景的比较中确立起了文化自信以及自我主体认同。

　　略后于林纾，以钱玄同、刘半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也在焦虑中踏上了探索文化现代化的旅程，他们同样选择了西方文明作为参照物重审民族的存在立场，重估传统的现代价值，但却未把它们安置在适当的层面加于评议，而是人为地构建了异种文化之间的分阶与对立。此前，梁启超在“释新民之义”时就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可见，“新”之目的在于联结并贯通“本有”与“本无”，二者同修共进。但是钱、刘等人在烘托后者时贬低了，甚至抛弃了前者，致使“本有”、“本无”形成二元对立的冲突之势。他们一方面唾弃传统，判定它无法适应新时代，从而将中国文化的容器清空，或调入真空状态；一方面又往其中填塞西方文化，使它成为重塑中国文化的单一依靠，新的、具有排他性的威权因此形成。

　　固然，文化的发展呈先发、后发之分，然就其形成的适应本民族生活的特质或赖于整合的模式机制而言，却具有同等价值，实无理由认为某一种文化是首善的典型。中西文化各有其独立性和独一无二性，是平等的并置关系，本无高下优劣之别，“盛称远西，以为四海同贯，是徒知栌梨桔柚之同甘，不察其异味，岂不惑哉。”“全盘西化”与“平移西学”在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具体实践，是把世界文化归于西方的一元论，稍不留心即可能自我殖民化。

　　在近现代的文化博弈中，钱、刘等知识分子萌生了文化弑父情结。这种狂热的心理体验未顾及到抹杀传统容易造成文化断裂的客观事实，也没有意识到现代化的负面效应，“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林纾成为他们首选的否定对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林氏总是倚借传统来涵容、孵化西方，这与他们极力撇开母文化的意愿是背离的。可是，传统作为当下生活及思想的无形源泉，本身就是取舍下的赓续。“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们也很少是完美的。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改变它们。”如此，传统不可能是凝固的，它们会在传衍中产生异变，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林纾就无比赞赏传统的非凡魅力，“须知狉獉时代，犹名花负冻而苞也，至春虽花开，则生气已尽发无余，故有心人每欲复古。”“须知天下守旧之谈，不尽出于顽固，而太初风味，有令人寻觅不尽者。”细析之，林纾从事译述有两大目的：一，以西方的现代意识、勇武精神惊醒同胞、振作志气，改变衰耗的中国现实；二，通过翻译与“他者”展开对话，在传统的框架中整合异质、注入新水，“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而他尤其注重后者，并在译序、译跋中累累提及、强调。作为追求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并融的一种实践，“林译小说”融入了“他者”的刺激性力量，也存续了民族与“自我”的稳定结构。这种潜藏在传统之下的跨语际行为打破了民族文化的惰性，引发了传统的更新和再创造，也为传统带来了不同的，富有活力的有机构成。

　　我们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外来文化，使它能与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并继续发展呢？这是中国文化前行的终极追问。“醉心欧化”、“绝对西化”终究方枘圆凿、钎格不通，这种撇开传统的行为方式显然不是文化布新与长进的良方，终究会让我们的文化付出惨重的代价。源于同样的思考，学者张君劢在面对欧洲近世思想文化危机之际转而反观中国传统，认为理想的框架应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若谓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此乃傀儡登场，此为沐猴而冠，即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相应的，守成心态就不该被断然否定，如余英时指出的：“‘保守’和‘激进’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激进不乏片面的深刻，尽显思想的锐利锋芒，但是守成更为温润、明辨，作为“一种反对急剧变革的正统态度，这很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且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广为人们持有的态度”。

　　二、关于语言之争的忧思

　　新文学家除了指责林纾“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还讥讽他“专用《聊斋志异》文笔”，或“引韩柳以自重”，采用了渊懿、雅健的古文。无疑，林译有其局限性，但是我们也能见出新文学家举证中的诸多不实之处，以及源于时代的错位性误读。

　　林纾采撷改造过的文言作为书写工具，既受制于自身的“前结构”，也是出于文化传续的考量。毕业论文格式众所周知，透过语言可以窥见一个民族国民的思想，想象一种语言，也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文言维系着国人数千年的体验方法、思维模式、知识形态和价值认同，它的词汇构成、语法规范以及表意功能体现了鲜明的民族个性和文化个性。浸渍其中，深受濡染的林纾自然难于与之割裂，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等文中，他首先指出古文既关涉“国家之险夷”，也关涉伦纪，然后举证了唐宋以来古文的辉煌历史，以及由此积淀而成的雄厚的文化遗产。林纾认为文言与白话是共生的，也是互通的，“古文者，白话之根底，无古文安有白话？”，“不能为古文，亦不能为白话”。他断言古文不会对科学造成障碍，“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所以，不该“尽弃古文行以白话”。为此，他痛心陈述，希冀保存民族文化的根基，“吾中国百不如人，独文字一门，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辞尽夺其故，是并文字而亦亡之矣。”

　　不可否认，林纾对文言、白话作了层阶区划，但他并未弃绝白话。1897年，他赋有几十首白话诗（《闽中新乐府》）“批评种种社会制度的不良，发表他的革新意见”。魏瀚还将其刊刻作为家塾读本，供蒙养之用。他在林白水主笔的《杭州白话报》上揭载的白话道情也风行一时。由此可见，林纾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了白话文学的书写，而他提出不该废黜文言的理由是白话文尚不够成熟。作为深怀文化使命感的思想者，他极力维护着传统文化的载体——文言，本质上是一种护航传统文化作为“知识资源”在现代时域中延续下去的努力。确实，一个民族正是通过语言来标记“文化自我”的，抛弃语言即意味着文化的流散与记忆的丢失。林纾深谙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唇齿关系，他清醒地指出，英国人也以新为政，但却不废弃莎士比亚的创作，反而是家弦户诵，在在传播，也无人斥责为思想陈旧，故此，他呼吁道：“知拉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林纾以西方文化流变过程中的取舍态度来进行反思性类比，证明传统文化的历史有效性，这显然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行为。所以，与其说林纾参与文白之争是一种守旧，不如说是他对民族文化命运忧虑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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