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三：于研究中形成与他人不同的见解，做体现出商榷性特点的题目。学术需要争鸣，需要有不同见解之间的碰撞。这不仅有利于争鸣的一方从对方的著述中汲取学术养料，而且有利于相关领域学术的健康发展。如果能够经过审慎思考和扎实求证，提出与已有成果中的观点相异的观点，在商榷中做到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而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这或许也能成为产生新意的一个途径。
　　大致而论，王芳的论文选题符合或接近我的第一个理念，因此获得了我的认同。她曾经一度犹豫过，我则鼓励她负重前行。经过艰苦努力，她最后“修成了正果”。
　　第四，这更是一个王芳久有思考、素有积累的论题。王芳身为80后，与媒体上的80后形象有许多感同身受之处。在受到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理熏陶之外，她多了一份切身感受、亲身体验。如果不能从切身感受和亲身体验中“跳”出来，这于学术研究而言并不一定就是好事。但王芳把握得很好，她将自己的80后身份，作为研究视角的一种补充，或是作为所进行的研究的现实参照，这就对研究大有裨益了。
　　更为重要的是，王芳对80后的媒介形象，早有关注、时有思考，并且已有相应成果发表，又有与此相关的教育部课题在研。这些，构成了该学位论文的比较坚实的基础。由此，作者在写作中会显得信心满满、底气十足。这是论文写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向来主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或硕士学位论文，作者最好能选自己有兴趣、有积淀的题目。围绕此题，前期已有许多思考，并且有质量较高的单篇或数篇论文作为支撑。学位论文的阶段性成果，获得高水准学术期刊编辑的认可并得以发表，这对于提高论文的学术含金量颇为重要。应避免临时找题、准备不足、仓促上阵等类情况的发生。
　　再说研究。
　　研究80后媒介形象，有相当大的难度。
　　一个难题是：新闻传媒如此之多，怎样进行研究才能使论文获得应有的代表性和说服力？
　　这是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通常的做法是“——以××为例”。这样操作，可以避免大而无当，可望将研究做深做实。但经常出现的弊端是：1.缺少对面上和总体情况的观照，只见个别不见一般，自然缺乏说服力；2.“头小帽子大”，用一个媒体代表整个媒介，由个体取代全体，让人实在无法苟同；3.所选的“为例”的“例”，往往并不具备代表性，论文的质量难免不受影响。
　　为避免上述弊端，王芳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她利用慧科讯业数据库（包含国内近500种报纸全文数据库）作为样本库进行检索，选择标题中含有关键词80后的报道，共计获得33166篇（如连同标题不包含但内文包含80后字样的报道，则总计达293379篇），在浏览内容的基础上进行逐年统计，以考察报道走势。这样，就为对《中国青年报》的重点研究提供了厚实的背景。而研究80后媒介形象，选择《中国青年报》为研究对象，是甚为恰当的。
　　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对相关个案进行研究？
　　对《中国青年报》上80后形象的研究。在此过程中，王芳采用了系统抽样方法，共获得样本3318个，据此进行内容分析。为了类目构建尽可能体现逻辑性和科学性，王芳曾为此纠结了好长时间，并和我进行过多次探讨。我认为，现在这样的类目构建是比较合理的。它涉及了有关80后媒介形象的各个主要方面的问题。比较扎实的内容分析，使论文增加了信度和力度，当是值得称道的。不仅如此，王芳能将辛辛苦苦获得的统计数据用足用好，通过深入的分析解读，告诉人们数据所包含的意义，由此而显出了睿智。我在阅读博士生、硕士生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常常慨叹作者获得统计数据之艰辛，同时又不免为数据未得到充分利用而深感惋惜。而另有一些论文，抽去数据和图表，苍白的模样立现。为数据而数据、为图表而图表式的研究，实在是有改进、提高之必要。
　　对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栏目的研究。这是放在80后负面形象一章中展开的，涉及的内容是80后的婚恋观。
　　对80后代表人物韩寒的报道的研究。韩寒，在80后中知名度较高并饱受争议。选择媒体对他的报道进行研究，有利于论文体现深度。
　　这样，王芳实际上展开了对三类个案的研究：从媒体而论，以《中国青年报》为个案；从媒体栏目而论，以《非诚勿扰》为个案；从人物而论，以韩寒为个案。由此可以看出王芳论文构思之缜密。
　　又一个难题是：怎样科学评价媒体上的80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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