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提摩太在华45年，是近代来华传教士中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经世致用。他在传教的同时向中国官僚士绅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主持广学会出版了大量的有益于中国的书刊，撰写经世文章，宣传西学，议论中国时政，主张维新变法；亲自参加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和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活动。这虽然有利于中国的觉醒与进步，但其所流露出的殖民意识和殖民主义倾向，是应当受到批判的。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李提摩太

　　经世致用，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1870年李提摩太来华，正是中国经世致用思想开始复兴之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华45年的时间里，他传教、赈灾、出版、著书立说、游说中国上层官员，进行频繁的政治活动，完全将自己置于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语境之下，也把经世致用作为一种文化选择。他的所作所为，影响巨大，但也颇有争议。

　　一、主持广学会，传播西学

　　李提摩太作为一个宗教人士，他来到中国的任务是传教，这使其在华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以传教为中心目的的，他对中国文化的改造也是在传播基督教文化基础上进行的，他有意识地把西方的文化引入中国，并积极参与到中国近代化的改革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如督办广学会，出版各种杂志书刊等。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担任广学会总干事，督办广学会前后长达25年。李提摩太强调把中国的士绅和官员作为广学会工作的重点对象，并加强与中国上层人士的联络。他说："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①他还准备"将五洲各国至善之法，进行采择成书，以教授华人。听其择善而从"②，所以他想在各省设立广学会分会，向中国广大民众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最终因人力财力等原因这一计划没有实现，仅在北京、天津、汉口、南京、丰田、烟台等地设立了书报代销处。

　　《万国公报》是广学会的机关报，其内容十分庞杂，每期刊出少量有关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政事，也有不少由英美传教士和中国人士撰写的维新变法的文章。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有关维新变法的经世文章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为了进一步扩大《万国公报》的影响，李提摩太一方面约请博学之士为《万国公报》撰写文章，一方面设立一些题目，面向中国人搞有奖征文，要求应征者认真阅读《万国公报》上的文章，踊跃投稿，同时聘请王韬、沈毓桂、蔡尔康担任评判。③这种有奖征文活动，大大加强了中国上层官员和士绅对《万国公报》的关注。在他的主持下，《万国公报》发表了一大批重要的文章：李提摩太的《新政策》、《泰西新史揽要序》、《列国变通兴衰记》、《七国新学备要》；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文学兴国策序》；李佳白的《上中朝政府》、《新命论》；福士达的《整顿中国条陈》等。这些文章所彰显

　　的主要观点是，中国要改变贫弱的状况，只有向西方学习。

　　出版是广学会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据统计，广学会先后出书2000多种。④编译出版的历史、地理、理化、伦理和宗教等书籍，多被当时的一些学堂采用为教科书。在这些书籍中，对维新运动最有影响的林乐如的《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和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戈公振认为：《中东战纪本末》"足以唤醒中国人士"⑤。大学士孙家鼐说：《中东战纪本末》和《文学兴国策》二书，"其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林牧师皆剀切指陈"⑥。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对于中国人特别是维新派了解近代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李提摩太主持出版的大量书籍和刊物，对清政府钳制人民的言论自由起了一些冲击作用，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维新派的启迪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在这些文章里，李提摩太经常表现出"强势文明"的优越感，看问题的视角经常是殖民主义的，多次提出"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等，这完全是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观点。李提摩太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殖民主义的代言人。二、撰写经世文章，阐发变革中国社会的主张

　　郑观应说到，洋人到中国传教，就是要"服华人之心"⑦。由于中国对外国侵略的抵制和列强在中国利益的互相制约，使列强认识到征服中国不能简单地使用武力征服的殖民政策，而需要从文化政治等方面进行全面控制，这是因为中国士人对较先进的西方文化显得较少仇视和抵制。李提摩太深知其中道理，所以他的中国之行不在于使多少中国人信奉基督教，而是更侧重于对西方文化的传播和改变中国人思想。所以，他针对清政府急于改革的现状，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社会变革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

　　1876年，山东大旱，李提摩太向山东巡抚丁宝桢建议，必须进行某些紧急改革，以防止可能再次发生自然灾害。办法是在山东开矿和修建铁路，加强运输能力，增加社会财富和扩大就业等。⑧他还曾向山东的一些地官员提出了改良农业和建立新式学堂的建议。到山西赈灾后，他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灾宜设法早救》的文章，提出了以工代赈的办法。他向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建议开矿、筑路、兴学，还建议把山西一部分灾民转移到东三省去垦荒，以减轻山西的压力。

　　1884年，他向山西地方官员送交了一份改革山西政治的《富晋新规》建议书，把他的主张系统地表述了出来。他建议中国政府应派委员五人到西方各国亲查教法、矿法、钢法、路法、机法，每人将所查之事著为一书，刻印分发各省，以便对西事有所知晓。⑨同年，他前往北京，同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和总税务司赫德交换"改革中国"的意见。他向赫德建议，应该说服清政府派一些代表团，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其政治、教育、工业、交通、宗教等方面的情况，并在北京设立一个联络局，将以上所获得的报告内容通报各省。⑩

　　李提摩太早期的各种变法主张，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从1881年11月至1882年1月以"中西友"的笔名发表于《万国公报》的《近事要务》中。有近百种建议，凡天文、地理、化学、五礼等各门学科，工业、农业、卫生、教育等各个部门，以及宗教、道德、外交、立法等有关国家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均有涉及。这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就在社会、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提出的第一份综合性变法建议，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李提摩太在中国生活的45年里，一个人著译的书就有100多种，大多发表在《万国公报》上，有的还印成单行本广泛地发行。后来他的多本著作和文章被收入晚清的各种"皇朝经世文编"中。这些书的内容，大体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对世界历史、地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介绍；二是针对中国实际提出的各种变法思想。如其《大国次第》一书，罗列了世界30多个大国的人口、幅员、粮赋、贸易、学校、工价等方面的一组统计数字，并加以排名和分析。例如，中国人口第一，面积第三，但贸易、粮赋却都排在倒数第三位。这些数字，看似枯燥无味，但经过排比分析，却发人深省。这对于刺激中国民众的觉醒，克服"天才上国"的虚娇，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又如《论生利分利之别》，是一部经济学方面的著作，首论生利，次论分利。生利指的是通过生产活动创造财富，分利指的是产品分配。李提摩太把世间生利之人分为八大类，对每一类都给以具体分析，说明科技的发展进步，只会大大提高人们生利的能力，而不是相反。这对于消除中国一些守旧派人物的疑惑，推动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晚清所译著的西书中，经济学著作本来就不多见，而论述科学技术与人类物质财富之间关系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李提摩太这本经济学著作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时人有评论曰：《论生利分利之别》"即《大学》生众食寡。中国人有谓机器--兴有妨民业者，读之可释然矣"，"此书极有理，勿以其浅忽之"。《泰西新史揽要》是李提摩太最重要的一部，也是公认的晚清所有翻译的西方历史书籍中销量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部书。该书叙述了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内容相当广泛。有关各国的沿革、相互间的争战、政体演变、物产、人口、著名人物、风俗习惯、科技发明等均有叙述，特别是对于西方各国兴利除弊、变法图强的历史述之颇详，其目的就是启发中国的有识之士从中加以借鉴。此书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子中有广阔的市场。对于那些不太熟悉世界大势的士大夫来说，它是一部开阔国人眼界的教科书。"它吸引了帝国好几位高级官员的注意，特别在北京更受欢迎。"维新派骨干人物梁启超评价此书为："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指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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