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传记载，吕向幼年家贫，托外祖母而隐居陆浑伊阳山中读书。隐居是唐代比较盛行的求仕快捷方式，吕向隐居在陆浑伊阳山，大概也有走终南捷径的想法。根据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所言，吕向等人注成《文选》在开元六年（718）九月以前，此时吕向尚未入朝为官，故表中称吕向为"处士"。吕向注《文选》是其进入仕途前进行的工作，大概也是他为进入仕途所做的一种准备。

　　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吕向被召入翰林，兼集贤院校理，侍太子及诸王为文章，《新唐书》对此亦有记载。《新唐书》卷二〇〇《赵冬曦传》中提道：

　　开元初，（冬曦）迁监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还复官，与秘书少监贺知章、校书郎孙季良、大理评事咸廙业入集贤院修撰。是时，将仕郎王嗣琳、四门助教范仙厦为校勘，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为校理。未几，冬曦知史官事，迁考功员外郎。逾年，与季良、廙业、知章、吕向皆为直学士。

　　开元十三年四月，唐玄宗改集仙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并设置学士、直学士，吕向为"开元十八学士"之一。《唐会要》卷六十四中详细记载了集贤院设立学士之事：

　　十三年四月五日，因奏封禅仪注，敕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上曰："今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集仙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乃下诏曰：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当务其实。院内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坚并为学士。国子博士康子元为侍讲学士。考功员外郎赵冬曦、监察御史咸廙业、左补阙韦述、李钊、陆去泰、吕向、拾遗毋煚、太学助教余钦、四门博士敬会默、校书郎孙季良并直学士。太学博士侯行果、四门博士敬会直、右补阙冯晖并侍讲学士。

　　从这条材料可以推知，吕向与赵冬曦等称为直学士在开元十三年。既然《赵冬曦传》中曾说"逾年，与季良、廙业、知章、吕向皆为直学士"，则吕向在开元十二年时仍为翰林供奉。《新唐书》卷六《肃宗本纪》亦记载："（肃宗）性仁孝，好学，玄宗尤爱之，遣贺知章、潘肃、吕向、皇甫彬、邢璹等侍读左右。"由此可知，吕向在开元十年以后曾和贺知章等一起在集贤院供职，并侍读皇太子。

　　后来，吕向因上《美人赋》讽谏，受到玄宗赏识，擢为左拾遗。玄宗数次校猎渭川，吕向又献诗规讽，并因此再进左补阙。关于这段故事，窦蒙《述书赋》注中有生动而详细的记载可以参看，其中曰：

　　开元初，上《美人赋》，忤上。时张说作相，谏曰："夫鬻拳胁君，爱君也。陛下纵不能用，容可杀之乎？使陛下后代有愎谏之名，而向得敢谏之直，与小子为便耳。不如释之。"于是承恩特拜补阙，赐彩百段，衣服银章朱绂，翰林待诏。频上赋颂，皆在讽谏。

　　吕向因上《美人赋》讽谏触怒了皇帝，险些送了性命，幸亏宰相张说从中劝谏皇帝，吕向才得幸免，并受到玄宗的赏赐和特殊恩宠。吕向从此因祸得福，并经常上赋颂讽谏，深得玄宗喜爱。据《旧唐书》卷一七一《裴潾传》记载，裴潾在劝谏唐宪宗的奏折中将吕向与褚遂良、杜正伦等著名善谏之臣相提并论，称"贞观已来，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伦、吕向、韦述等，咸能竭其忠诚，悉心规谏"，则吕向之善谏敢谏亦可见一斑。

　　吕向任左补阙期间，曾任西岳镌勒使，到西岳华山勒石刻碑。本传称"帝自为文，勒石西岳，诏向为镌勒使"，然其年不详。据《旧唐书·玄宗本纪上》开元十二年的记载："冬十一月庚申，幸东都，至华阴，上制岳庙文，勒之于石，立于祠南之道周。"④《唐会要》卷二十七亦载："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东都。十日，至华州，命刺史徐知仁与信安郡王祎，勒石于华岳祠南之通衢，上亲制文及诗。至十三年七月七日，碑成，乃打本立架，张于应天门，以示百僚。"由此可知，吕向为镌勒使在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吕向的同僚徐安贞有《送吕向补阙西岳勒碑》诗，其中有"寒尽函关路，春归洛水边"之句，孙逖亦有《春初送吕补阙往西岳勒碑》诗，其中有"语别梅初艳，为斯草欲熏。往来春不尽，离思莫氛氲"之语。这两首送别诗中所描写的节令特征正好与"冬十一月"的情况相符。吕向此次镌勒西岳，并立有《华岳述圣颂碑》。据《六艺之一录》引《金石文字记》文字可知，《述圣颂》立于开元十三年，在华阴县岳庙之东道院，京兆府富平县尉达奚珣撰序，左补阙吕向撰颂并书。《文苑英华》录有该碑全文。清王代昶《金石萃编》卷七十五收录有《述圣颂》，题为"左补阙、集贤殿直学士吕向撰颂并书"，并云："据《唐会要》所载，唐玄宗御制碑成在开元十三年七月，吕向《述圣颂》立于开元十三年六月。"此说可信。因为吕向题为"集贤殿直学士"，而集贤殿直学士之名始自开元十三年四月，吕向正是首批集贤院直学士之一。因此，吕向于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受命去华山立碑，十三年七月完工。

　　吕向任集贤院直学士期间，深得玄宗称赏。据宋代王应麟《玉海》引唐代韦述《集贤注记》，张说及吕向等因献赋诗，玄宗各赐赞以褒美，敕旨曰："得所进诗，甚有佳妙，风雅之道，斯焉可观。并据才能，略为赞述，具如别纸，宜各领之。"玄宗又亲自以五色笺八分书之，赍付集贤院，散付学士，其中对吕向的赞曰："族茂非熊，才高班马，考理篇籍，抑扬风雅。"玄宗的这篇赞对吕向赞誉有加，称赞他和太公望吕尚同族，人才辈出，并认为他有司马迁、班固之才，能够证订经史，考理群书。

　　本传中说吕向以起居舍人从帝东巡，并谏玄宗引颉利发及蕃夷酋长入仗内并赐弓矢射禽事，得到玄宗的采纳。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唐玄宗东巡封泰山之事在开元十三年十月，由此可推断，吕向在开元十三年十月已任起居舍人。吕向谏蕃夷酋长入仗内之事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中亦有记载，《唐文粹》、《历代名臣奏议》亦收录其全文。《旧唐书·职官志二》记载："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之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唐代的起居舍人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然后据此修撰国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能够迁任起居舍人者，不仅需要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学和史学修养，而且需要具备相当的学识和文采。吕向能以起居舍人的身份跟随唐玄宗封禅泰山，表明吕向受到唐玄宗的器重和赏识⑤。

　　吕向后来又任主客郎中，专侍皇太子，然其时间语焉不详。据宋代赵明诚《金石录》第一千三十一记有《唐龙角山纪圣铭》，注曰："明皇撰并八分书，开元十七年九月。"又《金石录》第一千三十二有《唐龙角山纪圣碑阴》，清代王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六录有该碑及碑阴全文。此碑今存于今山西省浮山县天圣宫遗址中，属省级保护文物。据《山右石刻丛编》所载碑之全文，此碑刊刻时间为"开元十七年太岁己巳九月己丑朔三日辛卯"，与《金石录》所记"开元十七年九月"正合。其碑阴有题记，共分四截，分别刊刻皇太子鸿及诸王大臣名字，其中第四截有"敕建造模勒龙角山纪圣碑使、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集贤院学士、翰林院供奉、轻车都尉、赞谕皇太子兼侍庆王忠王棣王鄂王荣王光王仪王颕王永王文章臣吕向奉敕题碑阴并建碑年月日"字样。根据碑阴所载内容可知，吕向为此次镌刻龙角山纪圣铭碑的使者，其官职是"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集贤院学士、翰林院供奉、轻车都尉、赞谕皇太子兼侍庆王忠王棣王鄂王荣王光王仪王颕王永王文章"。据唐制，朝议郎为文散官，属正六品，主客郎中为职事，属从五品上，轻车都尉为勋官，属从四品上，以文武散官为本品，比所代职事品佚高者为"行"，比所职事品佚低者为"守"。吕向以正六品朝议郎而职从五品上的主客郎中，故曰"守"。此乃开元十七年九月之事，由此可知，开元十七年九月吕向已为主客郎中，并赞谕皇太子，兼侍庆王、忠王、棣王、鄂王、荣王、光王、仪王、颍王、永王文章，与本传所载正合。

　　吕向在开元十九年又任都官郎中，并曾受命奉玺诏吊祭阙特勒，并刻碑立庙。《新唐书·突厥下》记载："（开元）十九年，阙特勒死，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默棘连视之，必悲梗。"《册府元龟》记载吕向出使在开元十九年十一月。元代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取和林》诗注曰："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城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御书阙特勤碑。按《唐史·突厥传》：阙特勒，骨咄禄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阙。可汗之子弟谓之特勒。开元十九年，阙特勒卒，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使北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文，别立祠庙，刻石为像。其像迄今存焉，其碑额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据此注可知，元代犹存阙特勤碑，耶律铸尚见碑文。开元壬申即开元二十年，可见吕向出使在十九年十一月，至立碑造像则在开元二十年。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吕向曾经三次任镌勒碑使，第一次是开元十二年十一月以左补阙立华岳《述圣颂碑》，第二次是开元十七年九月以主客郎中立《龙角山纪圣碑》，第三次是开元十九年十一月以都官郎中立《阙特勤碑》，由此亦可见吕向文才书法受唐玄宗喜爱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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