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问难精神是深造自得的心理保障，是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学习的一种重要策略。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学习要达到或实现“深造自得”，就必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敢于和善于对问题进行层层追问；敢于对已有结论或定论进行质疑问难。所以，自得之学又是自立之学，即独立思考之学。自立之学表现为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教师的独立思考之学。汉代的王充（字仲任，27～约97）就是凭着这种精神，以一个乡村教师的身份跻身于古代思想家的行列。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他不仅敢于向当代帝师董仲舒发出挑战，甚至向中国的头等圣人孔孟质疑问难，敢于《问孔》、《刺孟》。他以遗世独立的精神批判“世之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他认为圣贤所写的文章即使是“用意详审”也不一定“尽得实”，如果是仓促所言则更“不能皆是”。他认为“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缺乏“考实根核”、“核实道义”、“证定是非”的精神，那种亦步亦趋、人云亦云是不能获得“自得”之学的。
　　我们的古人认为，质疑与学习具有等值性。有学习发生的地方就一定有质疑，没有质疑的读书、背诵那不能称作学习，更不可能成为自得之学。那么怎样才能通过质疑而获得自得之学呢？张载（字子厚，1020～1077）说：“在可疑则不可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经学理窟·学大原下》）按照这样的标准，一切缺少问题意识的学习都不能算作学习。在值得怀疑的地方一定要质疑。什么地方值得怀疑呢？那就是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在学习和思考中遇到障碍的时候，用现代语言诠释就是在给定与目标之间遇到障碍时一定要质疑，在没有可疑之处也要进行质疑。张载说：“于无疑处有疑，方是进矣。”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1139～1193）也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陆九渊集·语录下》）我们的古人已经意识到，质疑的根本作用是防止和克服心理定势。吕祖谦说：“学者不进则已，欲进之则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则不可进乎道矣。故成心存则自处不质疑，成心亡，然后知所疑。小疑必小进，大疑必大进。”（《吕东兼文集·杂说》）这里的“成心”就是先入之见和心理定势。在吕祖谦看来，防止和克服心理定势，策略就是质疑，甚至在无疑处质疑，先入之见就无从产生。
　　按照这样的观点解读学习与教学的结果不是导致学习者疑问的减少，而是导致疑问的增多。准确地说，学习是使旧疑问消除的同时又增加了更多新的疑问。如果一个学生来的时候是一个问号，学业结束时是一个句号，那是很危险的；真正的好学生应当是来时有很多问号，离开学校时应当有更多的问号。在学习中，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字慎修，号杲溪，1724～1777）从小就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在10岁时，师傅向其讲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下，他便问师傅：“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著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1929）认为，这故事不仅可以说明“戴氏学术的出发点”，而且“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4]由此可见，质疑问难是深造自得不可或缺的重要心理条件和方法。
　　四、“深造自得”是自我反省的学习
　　“深造自得”是自我反省式学习。孔子就提出了在学习与道德修养中要“自省”、“自讼”。孔子之所以获得那样多的人生感悟、人生哲理，在其好学、乐学的同时，也在于他善于“自省”，通过自省获得了许多“自得”的知识、智慧和道德。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5]（《论语·里仁》）他的高足曾参（字子舆，前505～前432）更是具体实现了孔子的自省理念，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唐代的韩愈（字退之，号昌黎，768～824）也继承了这种自省自讼的思想；“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原毁》）由此可见，学习中善于自我反省是“深造”的重要表现，只有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才能获得许多“自得”的知识。
　　戴震将孔孟这种自我反省称作“反求诸己”。深造自得是一种“反求诸己”的学习，就是一种内省、反省式的学习。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智仁不智，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静。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其意是说，如果自己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那自己就应当反躬自问：“我对别人的仁爱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如果自己管理别人，别人却不服从自己，那自己也应当反躬自问：“我的智谋还有哪些缺欠？”当自己对别人很有礼貌，别人却不予理睬，那自己也应当反躬自问：“我的恭敬还有哪些做得不够？”孟子就是在学习与品德修养中不断进行这种自我反思、自我反省而走上至圣之路的。与孟子同时代的思想家荀子虽然就主要倾向来说是“外铄”学习论的提倡者，但是他并不否定内省在学习和品德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见善，修然必以自存（察）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修身》）
　　五、“深造自得”是虚心涵泳的学习
　　“深造自得”是虚心涵泳的学习。什么是虚心？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就对“虚心”有过精辟的论述。在荀子（名况，字卿，约前313～前238）看来，所谓“虚”心就是“不以所藏害所将受”[6]。“所藏”，即是人们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将受”，是人们将要接受的新知识。那所谓“虚心”就是学习者不应该让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干扰和阻碍即将学习的新知识。也就是说，在学习和生活中不能以已经形成的定见（“成见”、“私主”）来阻碍新知识、新观点、新行为的获得。朱熹对此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与践行。他说：“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于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虫井蛙，所以卒见笑于大方之家也。”（《晦庵文集》卷四十八）
　　什么是涵泳？朱熹回答得很明确：“所谓涵泳者，只是仔细读书之异名也。”他还说：“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虚心涵泳？因为在朱熹看来，许多聪明人难读书，因为聪明，所以常常自以为是，在没有搞清文本原意的情况下，就自立己意，穿凿杜撰以求惊世骇俗。所以他反复讲，“读书别无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白直晓会。不敢妄乱添一句闲言杂语，则久久自然有得。”（《朱子语类》卷十一）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大部分人读书时候先有私意成见，对书里意思的理解很容易就走样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看似读书不少，但始终气质变化不大、见识不高的原因，因为读来读去，还是一个成见在作祟。他认为，真正“深造自得”的学习，应当虚怀若谷、静心思虑、仔细研磨、反复体会，从而“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学贵类编》）。在他看来，虚心，才能“濯去旧见”，涵泳，才能获得新意。“若不濯去旧见，何处得来新意”，只有把虚心与涵泳结合起来，“方能辨其曲直”（同上），使学习得到成功。怎样虚心涵泳呢？按照朱熹的意见，主要有五项[7]：即“不要先立说”（《朱子语类》卷十一）、“不得有自足心”（《文集·答胡季随》）、不能穿凿附会（《学贵类编》）、“不可先责效”（《朱子语类》卷十），即不要主观确定要达到的效果，不应“心粗性急”，而“须要细看”（《朱子语类》卷十一）。
　　六、“深造自得”是自我体验的学习
　　“深造自得”是自我体验的学习，就是“切己体察”的学习。“自得”之学必须经历观察、体验的过程。如他所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意即解说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诗人的本意。要通过自己读作品的感受去推测诗人的本意，这样才能真正读懂诗。
　　“深造自得”本身就是孟子自我体验的结果，孟子就是以自己切身体会说出这番话的。我们相信，孟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儒家学说的领军人物，获得名声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地位，一定从“深造自得”的学习策略中得益不少。孟子不仅在自己的躬身实践中运用“深造自得”的学习策略，将自己塑造成胸中充满“浩然之气”的伟丈夫，而且还将自己的体会写在著作中，供后学者学习、借鉴和发扬光大。朱熹认为：“入道之门，是将自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久之，与己为一。”（《学规类编》）他认为，“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明白道理；反之，如果学习停滞于“纸上求义理”、“文字上做功夫”，“不于身上著切体认，则又无所益。”（《朱子语类》卷九）怎样切记体察呢？根据朱熹的意见，主要有三点：即要“自求自得”，“自用力去做”（《朱子语类》卷八）；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学规类编》）；要自信不疑，“看人文字，不可随声迁就。”（《朱子语录》卷十一）
　　七、“深造自得”是自然真乐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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