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同时代另一政府官员祁彪佳，也上疏崇祯皇帝，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事关军情，犹然茫视，迟慢漏泄，为误不小。仰见我皇上深谋远虑，超越千古，盖有见于不密之害也。然圣谕又不尝以某本不妨抄传、某本不应抄传，令科臣看详否。臣愚以为不应抄传者，几先之秘，临事之谋，制胜出奇，呼吸万变者是；不妨抄传者，强弱之分，顺逆之势，去来之状，胜负之常，疆场情形，一彼一此皆是。且以言乎塘报，则将士上之督抚，督抚上之皇上，敌国之人，尚能得诸侦探，岂辇毂之下，不宜公之睹闻？以言乎章奏，则皇上下之该部，该部下之督抚，疆围之外，尚必见诸施行，岂阙庭之前，不许共相昭揭。今各科臣惟漏泄之不是虞，致缄藏之过密，略涉军务，概禁抄传。……自抄传禁而情同射覆，隔若面墙，欲借箸而苦曲折之未谙，欲请缨而惮遥揣之未真。……尔来盗贼纵横，人喜语乱，自抄禁而讹言四起，纷呶万端……忆已巳敌震都城，臣乡两旬邸报不通，谣传日四、五至。……大凡封疆任重，欺蔽易生，自抄传禁而专困之驰奏，俱不得扬言于在廷；言路之纠弹，遂不敢凭臆于局外。……伏乞皇上于诸凡塘报、奏章，苟非密切机宜，外廷必不可预闻者，沛发明旨，照常科抄。[9]
祁彪佳的见解与左懋第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在辩驳的思路上有所不同，他是通过列举禁止邸报传播的诸多害处，以打动皇上取消禁令。
大概是因为持反对意见的官员过多，而且禁止邸报传发确实弊端多多，崇祯皇帝只好作出妥协和让步。他在祁彪佳的疏本上批复道：“言官留心兵计，自可据悃陈谋，岂必尽借邸报，况前谕兵科详审本章，原非概秘示疑。今后除密切事情外，可照常发抄，以信前旨。至召对，朕自酌行，毋庸陈请也。”[9]一向独断专行、自我感觉良好的崇祯皇帝，在汹汹舆论面前，不得不退回到最初的出发点上。这初步显示了媒介批评的强大效果。
虽然明代邸报就其性质而言，无疑是统治阶级的忠实喉舌，是一种体制内的媒介，但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媒介批评仍然出现了有意味的变化：媒介批评的主题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对新闻检查和控制的否定性评判方面，为媒介存在提供辩护。他们之所以会在媒介批评中为邸报的发展留置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是因为与宋代相比，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与邸报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媒介成为他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日常性、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邸报阅读，他们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就不能抱持正常的平衡：“读报、评报、藏报和利用旧报资料从事著述，已经成为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经常性活动，成为他们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172换言之，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已经对媒介形成了一定的依赖关系，他们对邸报功能的认识和批评，也必然会超出此前通过一味地封杀媒介存在和发展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单一视角，而具有更宽阔的视野，显示出媒介批评有意义的转变。
二
中国封建社会的新闻事业，到清代发展到最后阶段，走完了它的最后一段路程。封建官报的发行体制趋于定型。肇始于宋、明两代的民间新闻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同时也受到了官方的束缚，摆脱不了已经僵化的模式，难以抵挡近代化新报的竞争。清朝是皇权高度集中的王朝，统治者对媒介的宣传功能深有体认，如乾隆就曾命令“将该督等前后奏折及批谕廷寄一并钞发……俾中外臣工共知惩劝”[10]，十分注意对邸报的控制工作。清代是跨越中国历史分期的一个朝代，清代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个历史，包含了中国古代报刊与近代报刊两部分的内容，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前中期，尚未受到外来侵略，在这个时期，占据中国新闻传播主导地位的是邸报、京报等中国古代报刊；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的入侵，近代化报刊日益成为中国社会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因此，与此相匹配的清代媒介批评，也可相应地划分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古代媒介批评和近代媒介批评两个部分。以邸报、京报等古代报刊为批评客体的媒介批评可以称之为古代媒介批评，这与宋、明两朝的媒介批评在性质上具有更多的相似性。虽然早在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出版，就拉开了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大幕，但性质上属于古代报刊的邸报、京报等新闻媒体并没有在近代化报刊诞生之后迅即消失，而是与近代化报刊并立共存，一直到清朝覆亡之后，才和读者永远告别。所以，从存续的时间上看，清代的古代媒介批评也一直延续到清代结束，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为中国近代媒介批评所彻底取代。
在我国历史上，清代是由少数民族统治汉民族的一个特殊朝代。清王朝是在人民反抗与满汉贵族间的反复斗争中，建立和实施其统治的。有清一代，满清统治者与汉族民众之间的种族仇视、满汉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也必然会反映到新闻传播领域之中，并具体地表现于对媒介批评主题和内容的集中和关注上来。清代是皇权高度集中的朝代，不仅控制邸报的传发内容，还限制邸报的发行范围。雍正初年就发生过地方官员禁止“胥役市贩”阅读邸报、“倘有犯者，立拿重惩”的事件。统治阶层的媒介批评不仅关注媒介的统治功能，还关注媒介的社会风俗导向作用：“此辈一阅邸抄，每多讹传以惑众听。以风俗人心所关。”[11]力图将媒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一方面说明清代媒介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也说明统治者对媒介的注意和观察也向更为广阔的道德生活领域延伸，媒介批评的视野更为宽广。
提塘小报在清朝初年公开存在，并没有被当局视为非法，在一般官员的心目中，它被视为以科抄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官报的一种补充。“提塘小报受到当局的注意和限制，起始于康熙末年。当时曾经以上谕的方式禁止小报的发行，但没有显著效果。直到雍正乾隆两朝一再查处以后，小报才被完全禁止。”[1]201清代统治阶层的主要办法是通过几起残酷的报案，将媒介批评完全异化为面目狰狞的媒介恐怖和文字狱。
雍正四年五月初五，雍正曾召住在圆明园内的王公大臣10余人在园内勤政殿侧的四宜堂会面，请他们吃了过节的粽子，逾时而散。对这次活动，提塘报房的小报报道如下：“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圆明园叩节毕，皇上出宫登龙舟，命王大臣等登舟，共数十只，俱作乐，上赐蒲酒，由东海至西海，驾于申时回宫。”[12]其中的登舟、作乐、赐酒、游园等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时间也说得不完全对头，属于严重的新闻失实。雍正当时登基不久，皇室权力斗争激烈，他对小报的报道十分敏感，认为是对手的流言排陷，立即批交兵刑二部详细审讯务究根源。最后以“捏造小抄，刊刻散播，以无为有”[13]的罪名，将发行小报的何遇恩、邵南山二人判处斩刑。清廷的律令中有不少关于“讹传”的处分办法，以禁止不实报道。乾隆十四年，又发生了江西漕运系统两个低级官员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和南昌卫守备刘时达伪造题奏和御批事件。乾隆为此先后发过二十几道上谕，多次使用“大恶逆徒，逞其狂悖”“胆肆讪谤”“不法已极”等严厉辞句，定性穷追，督促查办，最后主犯被并置重典处死。通过耸人的批评语句配合严厉的处罚，清朝统治者实现了对新闻传播的有效控制。
对提塘报房和民间抄报人所发行的各类报纸，清廷并不一律禁止，只是对他们的传报活动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民办报房和它们编印发行的《京报》，在乾隆中期到同治初期这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后，就开始走向没落了。在总结报房京报没落的原因时，人们一般将之归结为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的原因，在于官方对这类报纸控制过严，新闻的面太狭、量太少，时效性太差，不能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信息方面的需求。客观上的原因，在于近代化新式报纸的出现。近代化报纸的信息量大，新闻的时效性强，兼有新闻、评论、广告和文学作品等多方面的传播元素，可读性较强，因而刚一出现就成为中国本土报纸的劲敌。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京报相形见绌，很难抵挡。这一观点当然是符合实际的平实之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媒介批评在中国古代报纸没落的过程中，也部分地起到加速的作用。自从近代化报刊诞生之后，新的批评坐标系也随之出现，中国古代的媒介批评在批评主体、理论资源、批评视角等方面都发生了有意义的转变。邸报、京报作为古代报纸，其原始、落后的一面，很容易被那些熟悉了近代新闻传播的西方人所察觉，他们不断地在新式报刊上撰文对此加以评述，随着新式报刊影响力的扩大，这些批评邸报、京报的文字也迅速扩散、广为人知。如1853年8月，《遐迩贯珍》就曾发文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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