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提出了“修正主义国家论”。进攻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促使国家为生存而担忧，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感到满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大国总在寻找机会攫取超出其对手的权力，其最终目标是获得霸权。除非存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这种观点不允许维持现状大国的存在，相反，体系中到处是心怀修正主义意图的大国。”⑤汉斯·摩根索称修正主义国家为“帝国主义”国家，亨利·基辛格称之为“革命国家”，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认为“特别具有对抗性”的国家。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是国际体系结构而不是国家个性的属性促使它们以进攻的方式思维、行动和追求权力最大化；在无政府状态下，一国最佳的生存之道是牺牲他国之利，为自己获取权力，最好的防御就是一种有效的进攻。

　　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缺陷

　　首先，进攻性现实主义强化了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偏颇。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进攻性现实主义缺少创新性，其理论体系完全脱胎于古典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极端的表述。其对国际行为体的定位，从一般国家退化为大国，坚持现实主义理论国家中心的立场，忽略小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对大国追求的目标，从权力追求退化到权力最大化追求，以一种极端的生存逻辑主导国家的行为。对权力的理解，从综合国力退化到军事实力，过分强调国家间权力——安全竞争的零和性，忽视了各国在安全领域日益发展的相互依赖，而且对非权力因素在国家安全战略设计中的影响重视不够。从当今国际安全威胁来说，以领土征服为特征的传统安全威胁正日益被非传统安全威胁所取代。米尔斯海默背离了综合国力的较量，片面强调军事实力，认为军事权力远比其他社会经济因素重要，是构成大国的测量标准。“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常规战的能力。”①

　　其次，认为国际社会将处于无政府状态，忽视了国家间的合作与相互依存。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霍布斯主义性质，在他看来，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国家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便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国家能够合作，虽然有时合作难以实现，而且总是难以持久。两类因素制约了合作：对相对收益的顾虑和对欺诈的提防”②。事实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完全地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秩序运转的。后来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认为国家间存在着互补的利益，国际制度能够使国家间合作降低成本，提高合作效率，为双方提供对称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使合作得以实现。约瑟夫·奈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随着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国家间的合作也在不断增加。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社会建构的，国家只要互相建构为朋友关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相互了解、尊重和妥协达成谅解与合作，建设共同遵守的国际制度，即可化解矛盾与冲突，促进合作。米尔斯海默的思想还停留在冷战对抗时期。在世界经济急剧变化的21世纪，国家间、区域间关系越来越密切，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BRICS”、“G20”、“BASIC”等合作组织的出现和在国际舞台上作用的增强说明国际合作是世界的大趋势。

　　再次，进攻性现实主义忽视了观念、文化、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因素的影响。权力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他们都将权力概念当作理论构建的工具，认为权力分配是决定国际政治的根本动因。这些学说是谋求霸权的国家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毒化国际气氛、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刺激军备竞赛、挑起国际冲突与战争的理论依据。“不管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强权总是其直接目的”③。凡事都从权力变化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将国家的民族性格、历史记忆、政府素质、外交策略、国民士气、意识形态等因素通通以无法进行衡量为由而基本上被忽略不计。这种对权力政治的过分强调甚至绝对化的做法导致现实主义的解释力减弱，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单一的权力政治分析模式已经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复合相互依赖时代的世界政治。冷战结束以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的盛行也说明了非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归根到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④

　　最后，进攻性现实主义杜撰了中国威胁论。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的权力主要由潜在实力和军事实力来衡量，而潜在实力和军事实力增长的基础是人口和财富，而军事权力决定了一国的外交走向。“国际体系中最危险的国家是拥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⑤中国正是这种具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整个国际体系中除了美国是维持现状国家外，其他国家都是修正主义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寻求权力的最大化，一旦有机会都会以获取霸权为目标。作者推断，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以及飞速增长的经济，中国早晚会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像历史上西方崛起的大国一样，凭借自身不断增长的实力挑战霸权国家的霸主地位。中国在未来将会比20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的霸权国家都更强大、更危险。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离岸制衡”的政策加以遏制：美国在20世纪应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以确保其处于唯一的地区霸权国的地位①。而事实上，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历史、国情、社会制度都决定中国强大之后不会争当霸主。全球化加深了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发展经济、促进繁荣是世界各国共同目标，也符合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两国相互依赖的加深必将有助于缓解两国政治领域的分歧给两国关系带来的冲击。此外，在应付全球性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全球环境恶化、跨国犯罪等上，中美两国具有共同利益和开展合作的基础。太平洋足够大，完全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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