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周先生用思想史的事实来加以佐证。论述的基本脉络如下：先说明文化问题和人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然，在这两方面中，人是什么却是第一个重要问题”[24]。进而梳理了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演进。指出人类对“自己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在埃及人那里已经有了。希腊人算是非常重视“人”或“人的研究”，创造了普罗米修斯这样理想的人的典型。但是，哲学家总是要在人论之上，加上宇宙论、知识论。所以，“形而上学或知识论，才是哲学根本问题”[25]。中世纪注重的是“上帝之学”，也特别注意本体和宇宙，是“天学压倒了人学”。近代之初曾经有过把人当作哲学的主题，出现了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之名。但是由于重视自然科学，结果是“物学”压倒了“人学”。康德将压在人学头上的天学即形而上学划为不可知的东西，存而不论。对人的智、情、意、信分别做了分析，但是讲到总体的“人”的时候，却苍白干枯。对于黑格尔，文章一方面对其《精神现象学》用“精神”来综合地讲“整体的人”，予以肯定，说这“提高了人的创造性才能与人格地位”。另一方面指出，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开启了对黑格尔的误解，似乎他不重视人，只重视国家集体。接下来文章着重指出：“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法西斯掀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至上’的口号下，死了千千万万的无辜的人！新的文化论，新的‘人’论就是在对这大悲剧感到悲愤下发生的。新的‘人’论作者，不少是亲自参加过、亲自看到过反法西斯战争的。”[26]

　　基于这一历史背景的分析，周先生对于新的人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新的人论、人学，是为‘人’争独立人格、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理论；也是想要为‘人’作一个综合的、完整的探讨的壮举，要让人明白，‘人’是我们思想中最根本的问题，过去对于人的研究还不够，对人的重视和尊重还不够。所以，要为‘人’而大叫大嚷。”[27]

　　文章的末尾提出了对待西方人论的态度问题。周先生提出的口号是，“第一，是研究；第二，还是研究；第三，才是批判”。他还强调在缺乏研究的条件下，“我们对他们的批判过多，未必有好处”。“以政治态度论，他们不是凶恶的法西斯暴徒。我们还怕对他们的批判过度或不恰当，将会变成替法西斯讲话，因为他们的话，主要是为了反对法西斯理论。希特勒党的全名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法西斯’一词原义，乃是‘社团’、‘集体’。”[28]

　　关于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关系的短文，写于1996年。文章是用“请循其本”的概念史的考证方法切入主题的。首先考证的是人道主义的观念，指出在14到16世纪出现的势不可挡的平民反对专制的潮流中，民间的先进人士不重天道而重人道，或是从事宗教改革，强调“天国或上帝，就在人的心中”。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但是这场运动，最初并不曾标明是人道主义（Humanism）。直到后期意大利人才用“人道主义”一词来专指这场反对专制的潮流。周先生还强调，“现在有人把它解释成18、19世纪欧洲基督教保守派如沙夫慈伯利（Shaftesbury）等提倡的仁慈主义（Humanitarianism或译为慈善主义），抹煞其进步性，从而予以攻击，这是不正确的”[29]。

　　关于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文章的考证指出，在启蒙时代，卢梭等核心人物，“除了宣布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之外，并未自称自己是什么主义”。“无人用个人主义一辞。”[30]首先采用这个词语的是法国的托克维尔。他出于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暴民”和罗伯斯庇尔的仇视态度，“于是采用拉丁文Individualis或Individuum（=in+dividuum‘原子’，拉丁文原无贬义）加上ism（主义），来形容英国、法国大革命中的平民（即第三等级）的行动与理论，从而把启蒙运动也看做是个人主义思潮，但不是尊重它，似乎是贬抑它”[31]。托克维尔指责个人主义会弃绝社会、削弱公德，最后会沉落为纯粹的利己主义。由于这一见解适应了19世纪上半期欧洲大陆广大的复辟派的心态因而大为流行。总之，就个人主义这一词语的起源来说，乃是反对法国革命的保守派用于贬抑革命中的平民时所用。

　　当然，一旦流行之后，立即就有两种或多种的解释与派别。即使在保守派思想家中也有人（如卡莱尔、爱默生等）在正面、积极良好的意义上采用这个词语。周先生强调指出，“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或唯我主义者（Egoist）是自私自利的主张者”[32]。

　　那么自19世纪后半期流传至今的个人主义主要的主张是什么呢？周先生认为，“多半明白主张‘整体依个体而得到理解’‘一切社会生活方式，都是其中的个人所创造，都只能被视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33]。由于个人和国家、集体总是掺混难分，所以就需要看具体的情况。“从历史事实看，在一个平民比较有民主自由的社会中，若有人去讲集体主义，权威主义，一定是不合时宜的，不会有多少人附和；反之若有人生活在国家至上、领袖至上的集权统治下，却去讲个人主义，一定会自讨没趣，甚至被视为‘大逆不道’和‘犯罪’的危险。”所以，看待个人主义要做具体分析，“首先要看它是针对何者而言”，也就是说要看他所处的具体条件。历史上，“有贵族的、保守的个人主义；也有平民的、革命的个人主义。二者的意义可能完全相反。我们万万不可望文生义，随意加以评判”[34]。

　　在1998年发表此文的时候周先生又加了一段附言，对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做法提出批评，指出“有人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辞的关系，解释成‘私’与‘公’的关系，恐怕欠妥当”[35]。其论证还是采用概念史的方法。用历史事实说明，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是作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相对立的词语出现的。双方争论的是经济问题即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争论是当权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争论。所以，“集体主义”一词“与社会上从平民或者是工人间流传的社会主义思潮，并无直接关系”[36]。他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提到过集体主义，更没有说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就是集体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要用集体主义来解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恐怕只能算是某个人的意见，或在某个时期，某个场合的意见。但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意见，更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37]。

　　这两篇晚年的文章，言简意赅，振聋发聩，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周先生在1980年代那场大争论中现身时所发表的言论的深意。从中也可窥见屡屡遭受批判的老一代学人，在这场意识形态的大争论中的真实心态。

　　周先生在二三十年前的这些论说，至今发人深省。梳理周辅成先生在人道主义大讨论前后的言说，使人深受教益。老一代学人敬畏学术，事事“请循其本”，从真不从风的高尚品格，感人至深。正是他们依靠丰厚的学养和严谨的学风，才留给我们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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