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灾异思想
“所谓灾异，郑玄说：‘非常曰异。害物曰灾。’（《毛诗正义》引郑玄《驳五经异义》）人君的行为不正，天就出现灾异，因此人君如见了灾异，只有赶快根据《洪范》，从自己的貌、言、视、听、思五个方面去自省、去修德，以弥灾禳灾，否则‘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汉志》）。这就是《洪范》对于灾异的权威。”[9]上天出现了灾异现象与人君的行为是有关系的。“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土惟月，师尹惟日。”君王狂妄傲慢，就像久雨不停；君王办事错乱，就像久旱不雨；君王贪图享乐，就像久热不退；君王严酷急躁，就像持久寒冷；君王昏庸愚昧，就像持久刮风。君王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年；卿士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月；一般官员有了过失，会影响一天。将自然现象同人的行为唯心地联系起来，目的是将君王的行为和国家的盛衰相联系，以便君王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灾异思想同天人感应思想一样，在汉代经董仲舒等人大力宣传和补充有了很大的发展。
四、神话思想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日：‘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洪范》开篇引用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周文王十三年，武王询问箕子。武王说道：“啊！箕子，上天庇护安定下民，使他们和睦相处，我不知道上天规定了哪些治国的常理。”箕子回答说：“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治理洪水，将水火木金上五行的排列扰乱了。天帝大怒，没有把九种治国大法给鲧。治国安邦的常理受到了破坏。后鲧在流放中死去，禹起来继承父业，上天于是就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治国安邦的常理因此确立起来。”这里提到鲧和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以鲧没有按照五行的次序排列而受到上天的惩罚来强调五行思想的重要性。把五行同治国的常理联系起来，可见《洪范》作者对五行思想的重视，并试图让统治者明白五行关乎国家命运，以鲧的故事来说明不重视和不正确运用五行会带来严重后果。先秦时期人们对自然科学没有深入的认识，唯有以抽象的五行思想来解释世界万物的构成和一些自然现象的发生，这种以神话的说法来宣传“九畴”具有一定的效果。先秦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只有用老天的惩罚来对一些自然灾害进行解释，这对当政者也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五、法的思想
在《洪范》中体现法的思想的材料有二：
1.“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鲧治水失败，帝于是就流放鲧以作惩罚。大禹治水成功，帝就赐给他洪范九畴。这体现了有罚有赏的治国方针。
2.法令的最高法则。文章指出君主应当建立最高法则，把五福集中起来，普遍赏赐给臣民，臣民就会拥护最高法则。保持最高法则的方法，一是不允许结成私党，也不许各级官员狼狈为奸，只把君王的法则看作最高法则。二是凡是有计谋、有作为、有操守的臣民，君主都要惦记他们。行为不合法则，又没有构成犯罪的人，君主就应宽恕他们……这里的最高法则实际上就是王权。无论奖赏还是惩罚都是君主说了算，用奖惩的方法对待臣民，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法实际上就是君王的权利。
六、王权至上思想
《洪范》第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文中说到只有天子才会为民造福，才能给民惩戒，才能享用美食。臣子不允许为民造福、给民惩戒、享用美食。如果臣子有为民造福、给民惩戒、享用美食的情形，就会危害家国，祸乱国家。百官将因此背离王道，臣民也将因此犯上作乱。王可以决断一个人的生死，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文中也很直接地提出王的至高权力，王的统治是不可动摇的，臣子没有为民造福惩戒的权利，否则就逾越了君权，威慑国家的安定。这反映了王权至上的思想。
总的来说，《洪范》中反映了五行思想、天人感应思想、灾异思想、神话思想、法的思想、王权至上思想，其中有一些是有利于人民的，比如“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主张把五福赐给百姓，这对人民来说是好事。还有反映仁政思想的，如“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于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要求君王仁德、选贤与能，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加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从这点上来说《洪范》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其中的五行思想虽唯物地认为事物之间是联系的，但是它把自然现象的发生归结于具有灵异的事物——五行和统治世界的帝，这不得不说是唯心的，而后董仲舒等人更加扩大了这种灵异和唯心思想，将其发展成了神秘主义。
注释：
[1][2]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5页，19页。
[3][4][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十二章：阴阳家和先秦的宇宙发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8][9]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112页。
[6]班固：《汉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李洪连贵州省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56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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