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忏悔体与阅读的双重性

　　任何自传体作品都有两个视角——当时的经历者和事后的叙述者。在忏悔体作品中，这种区分更具有“今是昨非”的伦理意义，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尤其如此。过去的经历者是归向基督之前的罪人，现在的叙述者是已经获得新知和新生的圣徒。前者的视角是有局限的，完全不理解上帝恩典的作用方式，其理解是片面的。后者虽不能像上帝那样全知全能，但至少获得了神的部分启示，其理解是倾向于全面的。德里达的《环告录》颠倒了这个等级结构，书中本宁顿所代表的整体性、神学式的叙述不断地被作为经历者的德里达质疑。尽管如此，双视角的模式没有变。

　　如果我们把经历本身视为文本，那么奥古斯丁和德里达对个人经历的阐释就可理解为阅读行为，书中的双视角就体现了阅读的双重性。在任何阅读过程中，读者其实都分裂成了两人。一人“浸入式”地阅读，犹如忏悔体中的经历者，在每个时刻都根据已阅读的内容做出当下的判断；另一人“超脱式”地阅读，仿佛忏悔体中的叙述者，希望不受局部的限制，不断悬搁判断，等待阅读完成，再做“整体性”的评价。用结构主义的术语说，前者是“历时性”的，后者是“共时性”的。

　　追求定解的阅读方式实质上是把阅读的“历时性”一面贬为“暂时”的因素，而把“共时性”一面奉为“永恒”的化身，幻想着读者能在某个时刻一劳永逸地终止阅读过程，赢得终极意义的圣杯。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只要阅读者还在，阅读就无法终止，对于下一次阅读而言，上一次阅读的“共时性”结论只是又一个“历时性”瞬间的印象而已。事实上，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时刻涌来的新信息会如何改变我们刚刚形成的理解；即使一次阅读已经完成，我们也无法猜测以后的人生经历会怎样影响我们此时抵达的意义。

　　奥古斯丁的叙述也揭示了获得真知的感觉往往具有欺骗性，“觉今是而昨非”的经历会在人生中一再重复。即使他知道自己的宗教之旅起点是悖逆（perversion），终点是皈依（conversion），在每一个顿悟的时刻，他也难以判断自己究竟获得了真知，还是再次受骗，继续受困在躲避（aversion）、趋近（adversion）、后退（reversion）和内外颠倒（eversion）的迷误状态中。这暗示我们，皈依后的叙述者仍是不可靠的，因为他的优越感只是一种未经验证的建构。与此类似，宣称提供真理的“共时性”意义也只是阅读之旅的一个驿站。

　　德里达对“共时性”阅读模式批判甚多。在“共时性”的支持者看来，“只有将作品转化成由相互关系组成的同时性网络，这样的阅读才是唯一完整的阅读：只有那时令人惊讶的东西才浮现出来。”德里达反驳说，同时性不可能造成惊讶的效果，惊讶只能产生在同时性与非同时性的对话之中。这里的“同时性”与“共时性”密切相关，惊讶意味着与期待的背离，它只能在时间中展开。就阅读而言，它只能产生于新涌人的内容与我们的前理解或者临时理解之间的差异中。既然文本是以历时性的方式次第进入我们的意识，作品内容就不可能完全以空间图景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即使短如五绝，我们的阅读也是历时性的，除非我们把排列的字不看成诗，而看成画。

　　阅读的双重性是不可逃脱的。“历时性”代表了阅读的现实，没有“历时性”，“共时性”只是一具躯壳；“共时性”代表了阅读的理想，它保证了意义的相对稳定和文本的相对可解，满足了我们的认知和心理需要。

　　三、关系神学与内置的读者

　　奥古斯丁《忏悔录》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不断地用个人经历来揭示上帝的奇妙，但他又坚信，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私人关系，因而无法用任何公共语言充分地表达出来。外显的语言永远不能与这种宗教体验的内在性和私密性相适应，但为了宣扬上帝的大能，他又不能保持沉默。最后他只能采取一种既“显明”又“隐藏”的言说方式。这样一种私人化的忏悔神学不诉诸客观的论证，也不试图呈现出终极意义，而主要体现为两层关系：一是信仰者通过忏悔，用亲身经历见证上帝的存在，彰显个人与神的关系；二是信仰者通过分享自己的见证，融入整个信仰的传统和共同体。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关系神学”。在这样的框架下，上帝的意义不是以超验、独立的面貌出现，而是在关系之网中通过双方和多方的合作创造出来的。

　　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解上帝的方式视为阅读行为，那么上帝的意义就如同文本的意义，其实是两重。一重是超验的、独立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必要的预设，因为它满足了人类的心理需要，但无论它是否“真正”存在，我们都无法最终把握它，最多只能声称受到了它的“启示”。另一重是经验的、关系中的意义，它产生于读者和文本的亲密接触中，也产生于读者和整个“阐释共同体”的互动中。这意味着，在现实的层面，读者永远“内置”于意义的生产过程中，那种从意义外部将意义完全据为己有的愿望只能是幻想。追求文本定解就像揪着自己的头发试图离开地球一样。

　　德里达的《环告录》处处体现了这种关系思维。Circumfession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一个谜题，读者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无聊的杜撰词，也可以认为它别有深意，但没一种解读能穷竭它的意义，因为我们无法穷竭读者与这个词、读者与整个阐释共同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读出的意义不仅与这个词有关，也与我们自己有关。同样，作为奥古斯丁的读者，德里达也是内置于他的阐释中的，没有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他就不会以这种奇特方式处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他的阐释也毫无疑问受到了整个阐释传统的影响。

　　从“内置读者”的角度，我们可以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做出另一种解释。德里达本人主要是从语言的性质来论述的，用“踪迹”、“增补”和“互文性”等术语来说明文本的不确定性。“内置读者”意味着在每次新的阅读中，读者、文本和阐释共同体都会构成一个新系统，因而会生产出新的意义，但它永远不是文本的“本来”意义，因为仅有文本不会产生意义，也没有任何系统是具备上帝权威的“理想”系统。“只有当书写的内容作为表意符4号死亡时，它才作为语言诞生。”因为它终于向读者敞开，进入意义生产的环节。

　　四、圣经的难度与阅读的伦理

　　德里达在《环告录》中凸显的是奥古斯丁感性的一面，奥古斯丁理性的一面主要体现于《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和《论基督教教义》等著述中。其中《论基督教教义》与本文的主题关系最为密切。奥古斯丁在此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阅读理论和解经方法，但特别令人惊异的是，他对圣经的难度做了一番伦理辩护。

　　按照通常的逻辑，如果上帝希望人们通过阅读圣经来理解和接近袍，就应该让这本书通俗易懂才对。但在奥古斯丁看来，圣经之所以如此隐晦，是为了避免信徒犯下拜偶像和僭越的大罪。上帝是至高的存在，不会直接向我们显明，只能通过符号（宇宙万物和语言文字）来传递袍的信息。但在追寻上帝的过程中，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某个符号（例如摩西时代的金牛犊）视为上帝的化身，加以膜拜。然而，最危险的偶像不是这类可见之物，而是我们现有的对上帝的理解。人的自恋倾向会把这种理解本身（其实也是把自己的智力和灵性）树为偶像，这样就同时犯了拜偶像和僭越的大罪。圣经深奥难测，是在提醒我们，无论如何努力，人的智慧永远低于神的智慧，神的真理永远不可能被人全部掌握。奥古斯丁的第二条理由是爱（caritas）。爱是需要时间的，爱上帝更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通常不会珍惜过于迅速得到的东西，基督徒的生活总是面临着提前封闭的危险，因为他们总是相信期待的终点已经达到。隐晦确保了“学习圣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透彻领悟的一个瞬间”。爱要求忘我，“追踪圣经符号的复杂联系，永无休止地破解上帝含混的启示因此是一种道德行为”。这种无尽的追寻也符合基督徒在世上的状态。按照正统神学的观点，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只是一个过渡，只是为进入天国所做的准备。圣经的难解使得信徒无法在此生的某个时刻就找到精神的终点，从而因为满足而停滞不前。

　　如果我们把圣经替换成德里达所说的“文本”，而把上帝替换成“意义”，那么上述解释也阐明了解构主义的阅读伦理。正如上帝不会直接向我们现身，与文本完美对应的“意义”也不会在场。文本的“符号”就是推迟的“在场”，“但只有在它所推迟的在场之物的基础上，符号才可能存在，而且它会向着这个在场之物靠近，并试图重新据为已有”。这个所谓的“在场”就是预设的“意义”。德里达所批判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总是希望终止这个永无终点的进程，从而让“意义”安顿下来，并凝固成真理。但与满足于圣经的某种阐释相仿，这也是拜偶像和僭越的行为，或者是他所称的“理性的独白”、“光的孤独”，“令人窒息的自以为是”。与此相反，拒绝将预设的意义强加于文本，做一位高度警觉的读者，耐心细致地与文本进行交流，与基督徒反复阅读圣经、不断更新自己的理解相似，也是一种爱的行为，或者用解构主义的语汇说，这是一种把他者真正当作他者的“客道”（hospitality）。解构主义不仅强调误读，而且强调重读，因为文本的他性（alterity）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穷竭其意义。同时，不断变化的现实和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也迫使我们一再回到古人的著作中寻找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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