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双语现象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们适应社会进步和生存需求而进行的文化借用，在客观上能有效地促进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异民族语言尤其是汉语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某些不利影响。因此，如何在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有效利用双语现象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是值得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现代化双语现象民族文化传承影响

　　民族文化传承，是以各民族为单位所承载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延续的基本机制，也是维系社会成员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基本生活方式的构成以及一整套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内隐的行为模式等要素的综合体现”，[1]正是通过传承机制，得以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不断积累，世代相传，最终成为“民族的标志”的。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语言既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以延续，同时又自始至终地充当着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工具和媒介。随着民族社会的发展和族际交往的频繁，各少数民族在语言的使用上也开始出现了双语乃至多语现象，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一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文化的符号。“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语言是按一定规则组合的符号系统，被某一地理区域或文化群体的人们所公认，用以描述他们的客观世界和在其中生活的经历与感受”。[2]人类使用语言，都是从单语向双语发展的。因此，可以说双语现象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为满足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往或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双语不仅是各民族的语言使用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一个民族的双语形成、发展、特点及其演变规律，是由其分布特点、社会发展水平、民族关系、文化教育、民族心理、社会地位、居住条件、社会生活需要等各种社会因素制约并决定的。就整体而言，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是决定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现象形成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各少数民族因其不同的族群归属、迁徙历史、分布格局、通婚交往、宗教信仰等因素，在双语使用上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云南拥有25个少数民族，分别属于氐羌、百越、苗瑶三大族群以及明清后迁入的蒙、回、满等民族。这些民族为了改变生存环境、逃避战乱和异民族的压力，在历史上大多都经历过了长途迁徙，沿山脉水系走向而进入云南。迁徙移动的结果，使得迁徙民族必然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带到所到之处，也必然与当地的文化发生接触、碰撞，最后导致两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发生交流借用。在进入定居生活阶段以后，由于云南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的特殊地理环境，各民族在分布格局上也形成了“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族”的特点。这种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交错杂居，却又界限分明、规律有序的共处格局，必然带来各民族语言的交流组合。地理位置相邻近的同属一个语族的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相互影响自不待言，即使是分属不同语族的民族，只要所处地域相邻近，其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相当突出的。例如滇南地区的哈尼族属于藏缅语族，但其语言中却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属于侗傣语族的傣语以及一部分彝语支等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表现出民族文化交流融汇中的双语乃至多语共存现象。

　　另一方面，自汉代起，中原王朝就持续不断地对云南进行征伐、开发、移民、屯田，汉族人口不断涌入云南，汉文化也随之得到了越来越强盛和广泛地传播。至元明清时期，进入云南的汉族大量增加并在人口比例上超过少数民族，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逐渐成为云南的主流文化，并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普及，设立学校、科举考试渐成风气。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少数民族要更快地发展自己，要与其他民族交往，除了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外，还要学习汉语，这就决定了我国少数民族出现双语现象的必然性。汉语文不但是汉族使用的语言文字，也是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自然很容易成为少数民族兼用的第二语言。所以从两汉时期起，云南就已开始出现少数民族兼用汉语的双语现象，而且这种有助于民族发展的双语现象后来又随着历史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至近代时，汉文化与白族、纳西族、坝区彝族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深入，既使用本民族语言又使用汉语的双语现象在这些民族中日益普遍。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大力帮助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并积极提倡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文，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双语现象进一步得到普及和强化。

　　二

　　双语现象是各民族语言接触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可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构成双语关系，也有可能是少数民族借用另一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沃尔夫假说认为：所有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语言；习以为常的语言结构影响着我们理解环境的方式，讲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世界图式。这虽然是萨丕尔理论的极端，但不可否认，语言确实能帮助人们形成对世界认知的思维定势和传达习惯。双语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民族传承传统文化的单一语言媒介，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同时发挥着作用。

　　正如索绪尔所说：“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他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3]语言是文化符号系统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符号体系，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在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无文字或文字不发达的少数民族传统社会里，本民族的口头语言是其最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无论是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还是歌谣、谚语、戏剧、曲艺，都通过口头语言得到传承与延续。各民族的民族文学都储存于社会成员的记忆中，存活在民间大众的流通上。它以口头语言为媒介，以社会的人为载体，通过上一代对下一代的信息传播，来实现各民族民间文学自身的历时性传延。在这种口耳相传、世代相承的传播活动中，接收者所获得的信息已不仅仅是若干具体的民间文学本身，他们还在其中领会和感悟着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诸如天地的开辟、万物的起源、生产工具的发明、婚姻制度的演变、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风物习俗的来历等等。如果把这种口语传播的信息范围再扩大一些，那么，不仅是各民族的民间口承文学，而且其社会成员所共同遵守的制度、规矩、习惯、禁忌以及上辈人的生活经验、常识、教训，也都通过口头传授的方式来实现从上到下、由老及幼的信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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