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经历了一个从欧化、苏化直至中国化并取得胜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理论逐渐转化为中国化的革命实践——从占领城市到割据乡村，从发动工人阶级到依靠广大农民，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广大的革命的领导者群体也从知识分子、理论家转变为出身底层的实干家，富于思想和文化魅力的五四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完成了思想启蒙之后纷纷退出历史舞台。长征之后，尤其是四十年代，中共对苏俄影响的清除（批王明路线，“反动洋八股”等整风运动），不可否认主要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但也同时是这一“中国化”过程的一个理论升华。其再次强调了只有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五四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合法继承者，也是真正实现了最初革命理想的历史主体。

　　在这些“青春之歌”里，既有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对革命遗产的“权且利用”和征用，也传达了民间对公平、正义等革命价值的渴望，它们有时会展开对革命叙述的主导权的争夺，但更多地体现为协商、妥协并相安无事。主流意识形态就在这种危险的平衡中完成着再生产的过程。对现实秩序，革命叙述带有某种潜在的挑战性，但是又迅速被消化和收编。双方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意义游戏，一般也不会犯规或越界，比如官方征用过猛，或者“民间”批判现实的指涉性过强。由此，官方以及精英群体利用这种动态的平衡结构赢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延续性和形式上的稳定性，以及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和社会控制的可靠性，“民间”也完成了有限度的批判，有时以打一些无伤大雅的擦边球自娱自乐。

　　三、“从属论”制约下小资产阶级描写的局限性

　　从总体上看，“从属论”制约下的小资产阶级描写，只能是一个由小资产阶级转变过来的工农兵或者已经丢掉了小资产阶级立场向工农兵靠拢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而这在写作中的尺度，又是难以掌控的。因为在激进者眼中，“怎么样”选材的问题，也是态度、立场的问题。文学创作有了更多的政治干预。

　　“自我”的抒发和表现不被认同和接受。往往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情感”来对待，制约了作者的创作自由。受“从属论”的影响，作者有意的对小资产阶级丑化，甚至为了迎合，作出了二元对立的阶级模式，使文学创作模式化，给人以刻板印象。削减了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写作特色。为了照顾思想内容的需要，艺术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做出必要的牺牲。由于“从属论”的需要，为了避免被扣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文学描写的多样性、题材的多样性被扼杀了。

　　结语：

　　“从属论”制约下的小资产阶级描写，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自我”的抒发和表现不被认同和接受，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作者的创作自由和素材展示。二元对立的阶级模式给人以刻板的印象，削减了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写作特色。文学的审美特质在“从属论”的争议中被消解，作者的写作初衷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

　　注释：

　　[1]黄玉娇：《被“阶级斗争”点燃的激情——50、60年代关于〈青春之歌〉的批评和讨论》，《电影评2006年第6期，第88页。

　　参考文献：

　　[1]汪名凡主编：《中国当代小说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奥地利]西格蒙·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引自[美]卡尔文·斯·霍尔等著《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一书所收录原文，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版.

　　[3][奥地利]西格蒙·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6月版.

　　[4][奥地利]西格蒙·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赖其万、符传孝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8月版.

　　[5]王宇：《性别/政治：〈青春之歌〉的叙事伦理》，《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6]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北京：《人民文学》，1958年第2期.

　　[7]马波：《杨沫与〈青春之歌〉》（下），《百年潮》，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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