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传经文辨异》四卷

　　焦循幼时读《春秋》好左氏传，久而生疑，后来将其中纰缪严重之处出而疏之，成《春秋左传补疏》五卷。廷琥之读《春秋》，也受到父亲的影响，遇有疑问，随笔按之，约二百三十余条，十余字至数百字不等，每则下有“廷琥按”字样，参考万斯大《学春秋随笔》、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但只辨异文，不作发明。

　　（四）《地圆说》一卷

　　廷琥精于算学，在十四岁时随父协作阮元批阅天文算学课卷时，就已经显露出来。明末清初，西学地圆说曾引起学人的争议，梅文鼎认为地圆说与中国传统的“浑天说”是一致的，并举出《素问》、《大戴礼》等书～2iiE之。焦循信地圆说，其友孙星衍则不信，廷琥读孙书，以为“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日周髀，日浑天。宣夜说无师承，周髀即盖天之说，谓天如盖笠，地似覆盘。浑天者，天包地，外如壳之裹黄。浑、盖之说，皆谓地圆，此固确而可信。”遂“搜罗《素问》、《大戴礼》、邵子、程子之说，并及淮南子、诸史传之张衡、马融、郑玄、蔡邕等人相关文字，并征集西人利玛窦、阳玛诺、艾儒略、蒋友仁胪列而成《地圆说》，阐释地圆说乃中国古亦有之，结尾说：“浑象形如鸟卵，何尝非椭圆。然西人之说，皆前人所已言者，西人第阐而译之耳。谓地圆之说为西人所创，固非。”廷琥这种做法是面对西学的自然反应，如同梅文鼎一样，在中国的传统中寻找西人立说之根据，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也可见在稍后的西学冲击下，一部份学人积极阐扬本土文化，这种文化心理，在廷琥身上也有所反映。

　　廷琥又有《益古演段开方补》一卷。焦循有《天元一释》二卷《开方通释》一卷。《先府君事略》：“乙卯，府君在浙得《益古演段》《测圆海镜》两书，急寄尚之先生，尚之先生为之疏通证明。府君又得秦氏所为《数学大略》，因撰《天元一释》二卷《开方通释》一卷，以述两家之学。……府君谓不孝日：如岁杪无事，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问，用正负开方法推而算之。府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读矣。即命名日《益古演段开方补》，且日可附《学算记》之末。”此书焦征亦称“（廷琥）又出所自著数种，谓《益古演段补》，父所许可”，惜未见传。

　　（五）《先府君事略》

　　嘉庆二十五年焦循病逝，廷琥于哀痛之际，编校勘《孟子正义》，并含泪抱病撰成父亲行略一卷，是日后焦循生平研究的第一手、详细且可靠的资料，凡踪迹、交游、著述及家居之状，一一记述，近两万字。撰成之后，廷琥心力交瘁，方过半年，即追父而去。

　　（六）《读书小记》、《因柳阁读书录》

　　《读书小记》一卷，六十五则，多是读《汉书》及《旧唐书》列传、《说文解字》之笔札，以及考证称语源流，如白衣、亲家母、送礼、祭酒、大人、阁下等，短短数十字，考其读音，或寻其来源，足见读书仔细，随手考录。

　　《因柳阁读书录》一卷，但据内容可析为前后二卷，首卷十二则，体例似其《读书小记》，多是读毛诗札记以及考证俗语之源如姊夫、私房之类。次卷十四篇，有专篇题目，多释三礼，如《寝》、《大裘祀天》、《实柴》、《祭祀之好羞》、《王斋日三举》、《庙寝》、《裸礼有二》等，则是专力为之。

　　二书未有序跋，皆廷琥手稿，似是未成之书，据此可考其读书范围，乃经史列传、笔记小说，随读随记，反映其读书之勤奋、扎实。

　　（七）《蜜梅花馆文录》《诗录》《因柳阁词抄》

　　治学之余，廷琥也作诗文。他十一岁从父受唐人绝句、律诗、古体之法，好作诗，一月数十首，父亲训斥曰：“诗文最忌浮词，即怀人咏物比兴无端，亦当使书卷之气，盎然纸上，而泛为风云月露之词，则所当深戒。”今有《蜜梅花馆诗录》，多记其患病之苦及足迹所至，不外乎扬州山水，偶尔也与父亲唱和，然恬淡自如，山水田园，俱有佳构。

　　此外，属文纪事之作，结为《蜜梅花馆文录》一卷，收录二十六篇，按其内容，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与父亲的文字活动有关，如焦循搜集乡贤范荃、罗然倩、徐坦庵的词集为《北湖三家词抄》，廷琥则作《北湖三家词抄跋》；焦循选吴康诗为《白茆草堂诗钞》，并作《吴少文诗序》，而廷琥作《白茆草堂记》；焦循携廷琥游相墩，归后作《相墩铭》，而廷琥作《游相墩记》；焦循作《斗鱼会图》，而廷琥作《斗鱼图记》；焦循作《谢景张哀辞》，廷琥则有《谢景张传》；前后呼应，所谓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即为此类。一类是论学之文，如《郑氏读说作襚辨》、《易多俗字辨》、《以此毒天下说》、《朋为门户之名辨》等八篇。第三类是人物志传，有八篇，如《书吴千为轶事》、《书高贞女》、《何梯云权厝志》等。诗文俱如其人其学，有书卷之气，不事浮词。焦循曾教廷琥云：“凡人有一节之可取，必就其一节摹写尽致，使其精神毕露，况可取者不止一节乎？如此乃为有用之文，若为无聊市语，人亦何赖有此文？尽可不作。”教其为学者之文，不蹈空虚。

　　《因柳阁词抄》两卷，二十五阕。廷琥自序曰：“今岁以养病村居，笔墨之事甚少，秋杪冬初，霜寒扑面，良友不来。默坐一室，启椟检书，得《花间集》及花庵诸词选，诵而爱之，间仿其体。昨荟箧中所作录之，即名曰《对花词》，后有所作，此为先声焉。嘉庆丙寅十一月晦日江都焦廷琥记。”中有《念奴娇·庚午生日》（嘉庆庚午1810年，廷琥二十九岁），卷末《梦游仙·辛未元日戏作七首》（嘉庆辛未1811年，三十岁），大多乃是三十岁前所作，写其村居闲适之状，若栽树赏花，泛舟野望等，清新雅丽，文人之词。

　　又，《论语集解偶释》，稿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笔者未能亲见。

　　（八）未见传本者

　　焦廷琥尚有五种著述未见传本，但比对焦循的著述成果，推测廷琥撰述这些文字是极有可能的。一是《读诗小牍》二卷（或称《毛诗小牍》），焦循有《毛诗补疏》五卷《毛诗地理释》四卷《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十卷等。二是《仪礼讲习录》二卷，焦循有《三礼便蒙》不分卷。三是《礼记讲习录》二卷，焦循有《礼记补疏》二卷。四是《湖干纪闻》二卷，焦循有《北湖小志》六卷《邗记》六卷。五是《论语集解偶释》，焦循有《论语补疏》三卷《论语通释》一卷。

　　廷琥著述除《冕服考》、《因柳阁词抄》、《尚书申孔篇》外，均无序跋文字，皆稿本，且多未经手订，大概因病废读的情状时常发生，而又孜孜不倦辅助乃父的学术研究，未及融会贯通有所发明，诚为其憾。

　　值得关注的是，据《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著录，焦廷琥还编《仲轩群书杂著》91种，不分类，稿本现藏湖南社科院。但此书并不见于以往著录。通过考察《仲轩群书杂著》所收书目，大致可以见出编选者的旨趣。其中收录焦循著述两种：《经义五疏补》五卷、《孟子正义》六卷，似为节录本；廷琥自撰三种：《后汉书衍易》一卷、《明人说易》一卷、《周礼六官考》一卷，此三种，未见他书著录，故而尚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廷琥辑书六种：《明史艺文志易类》一卷、《正朔考》一卷、《字典论说》三卷、《占象分考拾遗》三卷、《古注参同契分笺注释》一卷、《群书录要》二卷。余下包括宋人六种，元人一种，明人四种，余皆清人著述。清人著述中多是经史考据之作，且以《易》、《诗》、《春秋》、《礼》为主，囊括乾嘉之际一流学者的著作，如毛奇龄、李光地、惠士奇、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孙星衍、阮元等等，所收之书与廷琥平日为学趣向亦很符合。窃以为当是廷琥据自家所藏以及从别处抄录之书，以供阅读研究之用，曰积月累，插架渐多，遂略为编辑，成此所谓《群书杂著》，故其篇幅多为一卷二卷。廷琥较早追父而去，未及整理，而焦征对此也未提及。该丛书笔者并未寓目，惟俟他日再作进一步考察。

　　三、焦廷琥的家学渊源及扬州学派家学之特征

　　清代江都北湖焦氏，乃地方大族，廷琥《葺焦氏族系》云：“湖居五百载，族孙尚绵绵。祖德留门户，芳徽在简编。诗书当世守，名字几人传。旧谱新增葺，家藏好待镌。”焦循之父好郭璞诸家之学，通《焦氏易林》，并喜以格言教训子弟，焦循曾录十八条于《先考事略》。焦循又曾辑录先人若醒斋先生词一卷、学时先生诗一卷、声依先生蜗牛草堂诗一卷、熊符先生凭轩遗笔一卷、鉴前先生晚翠集一卷，先辈清芬不坠，至焦循时，著述等身，流波学界，称得上焦氏家族之鼎盛期。从上两章焦廷琥的生平与著述不难看出，他的学术活动以及成果，与其父密不可分。作为焦循的助手，他善承家学，在校勘、抄录工作之余，有自己的见解并笔之以书，而他本人也引以自豪，如《寄王灌茵兼问丁春木目疾》云：“岂令高阁束春秋，敢谓群书能博极。学经须以经文通，师友启迪最有力。”时人也盛赞廷琥能继承家学，他的聪慧甚至让年长八岁的叔父焦征自叹不如。

　　关于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的关系，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有精辟地论述：“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堕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的确，尽管历代政权都试图掌控知识与文化的话语权，但地方大族盛门，尤其是科举世家、文学世家、学术世家，对文化的传承则是更具有自觉的传道、守道的精神。世家大族的学术传承，主要得力于家族内部雄厚的经济、学养支持。父辈之于子辈，亲自教授，偕同出游，引见于学界前辈；而子辈之于父辈，则是协助其著述，刊刻著作，于其卒后，撰写碑传行状，使不泯没。如王安国、念孙、引之一门三父子皆进士及第，是清中期扬州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世家。焦循因修《扬州府志》得五百金，筑楼买田。阮元家世之显赫，在嘉庆时达到巅峰，其子阮常生、阮福等就整理文选楼藏书，刊刻先辈著述为己任，不应科举。再如汪中出身孤苦，七岁丧父，凭借勤奋与天分，在学术上成就辉煌，但家境较贫寒，其子汪喜孙则人赀为官，为河南怀庆府知府，相对于廷琥、阮福的优游境况，当属不得已而为之。但在彰显父辈的文名、整理刊刻先人遗著方面，他们有同样的使命感，如焦廷琥撰《先府君事略》；阮常生阮福撰《雷塘庵弟子记》；汪喜孙撰《汪氏学行记》、《容甫先生年谱》、《汪容甫年表》。虽然没有将学问作为一种谋生职业，但能不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而以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为志、为乐，就这一点来说，已经具有近代知识人的特点。

　　此外，扬州自古就是南北交通的要道，是盐业的供应基地和南北漕运的咽喉。康熙、乾隆南巡途经扬州，使得经过清初惨遭十日屠杀的扬州，经济渐有起色。带动了它的繁荣，有“广陵繁华今胜昔”的之称。彼时刊刻于扬州的《全唐诗》、《佩文韵府》、《全唐文》，也反映了当地印刷业的发达。另一方面，清代的盐商推进了扬州的经济文化发展。官商互济，也是扬州文化的一个特点。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盐商则喜藏书，多至万卷，筑藏书楼供士子文人阅览。如马日瑁、马日璐兄弟家富财资，筑小玲珑山馆，不但藏有多种善本，还为途径扬州的南北文士提供阅读、住宿，切磋学术，考校典籍。有的出刻资支持文人著作的出版，有的则常举风雅诗酒之会，活跃文艺气氛，推动艺术创作。如卢见曾官两淮盐运使，爱才好客，四方名士咸集，扬州八怪、吴敬梓等人就直接得到其经济援助。等等，凡此，形成了博通经史、雅重文艺的学术氛围。

　　扬州学派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注重家学，且其学问大都并非一世而终，通常能延续到两代以外。清代扬州府治领二州六县，包括高邮、泰州、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据此范围内的学术世家，如王式丹、懋竑叔侄，任陈晋、大椿祖孙，王念孙、引之父子，焦循、廷琥父子，汪中、喜孙父子，顾九苞、凤毛父子，阮元、阮福父子，刘文淇（舅氏凌曙）、毓崧、寿曾、师培四世，刘台拱、宝楠及宝树、恭冕三世；等等，几乎包括了扬州学派的一流大家。综观清代，学术世家层出不穷，如清初的余姚黄氏、桐城方氏、甬上万氏等，清中期的嘉定钱氏、吴中惠氏、常州庄氏、桐城姚氏等，以及晚清的瑞安孙氏、定海黄氏、新化邹氏等，但不如扬州学派中世传家学之如此集中。中国传统知识以经史子集四部传承，尤其是学术研究，偏重诵读记忆、书籍积累、长辈熏陶，家族氛围浓重，所以父以传家学为责，子辈自然以承家学为志，崇家世、重人伦，形成了浓厚的家学传统。即在同一家族之内，或父子相承，或叔侄相绍，或祖孙相继，或受学于外家，将一个家族逐渐形成的学术优势保持并光大，继之而起者因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能取得相对而言的较高成就，达到其家传领域研究的较高水平和高度。

　　清代考证学的兴盛并纳入经典学术的研究系统，为在治统道统被垄断的高压环境下的学人争夺文化解释权提供了新的路径。清儒治学方向无疑是复古，这是对现实的不满而积极抗议的表现，也是他们把顾亭林，或者方以智、黄宗羲作为清学开山之师的内在精神，至于后来有的清儒视毛奇龄为清学的真正鼻祖，则是纯粹的学理内部谱系。就扬州学派而言，清中后期承平日久，人心久安，地方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学术的发展；而大族盛门承担着学术文化的传承，家族成员积极维护家学的代表性，如焦氏之《孟子》、刘氏之《论语》、王氏之文字训诂等皆如是。学术世家累出，是清代学术史较之以往的一大特征，其中已悄然孕育了近现代学术职业化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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