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宝山石窟群位于大理州剑川县城西南25公里的石宝山支峰石钟山，雕刻于红砂岩上，开凿于公元9至12世纪的唐宋时期，正值南诏政教合一和大理国佛教盛行。石窟题材丰富，造型多样，无论是佛教人物还是世俗人物都雕刻的细致入微，生动形象；造像群信息量丰富，以佛教和王室题材为主的石窟造像群体现了南诏大理时期的王室统治形式与宗教崇拜，不难看出剑川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唐宋代南诏大理时期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我国拥有着及其丰富的石窟艺术，北方有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等，而剑川石宝山石窟弥补了我国南方石窟文化的空缺，被誉为“南方的敦煌”，曾被金庸提名为“南天瑰宝”，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不容小觑。

　　石窟造像群中共有三窟“王者造像”。分别是“阁罗凤出巡图”、“异牟寻坐朝议政图”与“南诏王细奴罗”。“阁罗风出巡图”、“异牟寻坐朝仪政图”的叫法来历是由剑川的白族民间代代口耳相传下来的。20世纪40-50年代，从事石窟研究的相关学者，根据民间传说，确定了此二窟的名号。而“南诏王细奴罗”实则是南诏国第一位王细奴罗以及其全家的造像。

　　“异牟寻坐朝议政图”石窟共有9尊雕像，分别为异牟寻（国王）和清平官及侍从、童子。王者头戴金刚宝塔莲花冠，身着圆领宽袖长袍，双手入袖，盘坐于龙椅上。屋前雕刻一位童子，头顶供盘，王者左右两侧各雕立像5躯，分别执龙头剑、长柄扇、旌、瓶、棒、盒、杖等，是王者的羽仪与仪仗。“阁罗凤出巡图”此石窟群中人数比较多，有王者（阁罗凤）、清平官、僧人、侍从、武士等19躯造像。《异牟寻坐朝图》和《南诏王阁逻凤议政图》同属帝王崇拜图，在雕刻手法和风格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以上两窟所雕人物内容极为丰富，既有史料记载的严肃性，也有民间传说不可揣摩的神秘感。如在《阁逻凤议政图》里王者右侧坐有一人，头部虽已残破，但总体外观可看出是一位身穿袈裟、手执念珠的僧人，这个地位极高的僧人就是阁逻凤之弟阁彼大和尚。胡蔚增订本《南诏野史》卷上阁逻凤条说：阁彼和尚身有“妖术”，曾助阁逻凤打败唐兵，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神秘人物。在阁彼和尚头顶有一把曲柄“杠伞”（又称“红伞”），相传是吐蕃宰相倚祥叶乐送给南诏的礼物，是当时南诏与吐蕃关系密切的物证。就布局而言，《坐朝图》和《议政图》为宫廷的形式。王者居中，侍者、文武官员分列两旁，仪仗森严，体现出王者的威严。在王者造像前面摆放有花、鲜果等供品，作为祭祀，这种布局同今天白族本主崇拜祭祀场面大体相同，是祖先崇拜的遗迹，也是石窟艺术世俗化的表现。

　　“南诏王细奴罗”人物造像群位于狮子关区。之所以说这里雕刻的人物是南诏王和其家人是因为剑川当地老百姓世代相传石窟中的王者为南诏王细奴罗，且傍边有造像题记为证。窟高0.85、宽1.20米，造像7躯。其中有5躯雕坐在龛台上，男性头戴冠，着圆领宽袖袍；女性头戴莲花发髻冠，佩耳环，着圆领宽袖衣。在这两躯雕像之间的上方刻有铭文四行：

　　大圣 躅□□

　　大王及后妃男女

　　从者等尊容元

　　□造像昌宁记之

　　题记中央有白语，“躅”两字或为“圣独”二字的异写。下一字残去下半，但上半可见“四”的痕迹，似为“罗”字。“圣独罗”应为“细奴罗”之音变。依题记断定，男像为南诏王细奴罗，女像为王妃。中坐一小男孩，右手高举，着兜肚，是一位王子。细奴罗右边坐一身材较成人矮小、头梳髻的女子，还有王妃右边所坐一小女孩，应为公主和侍女。另在龛台座的左右两侧各侍立男女二人，右侧男性老者，头戴冠，着锦袍，腰束带并绅带下垂，上体前趋，或手握卦筒（屋透），右手握竹签，温玉成先生在《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一书中认为：“应是一位祭司（毕摩）”。左侧女性老者，发上有高髻，耳有圆形坠，着圆领锦袍。她双手持一羽扇，侧向王妃，应是一位女巫。在龛台左上角刻日，日中画有三足乌；右上角画月，月中墨绘一颗树。

　　这些王者造像群在我国弥足珍贵，它是不仅是我国唯一存世的雕刻君主议政活动的石刻石窟群，而且打破了我国佛教寺院只供佛像的历史传统。石宝山石窟的一大奇特点就是把世俗凡人的王者和佛题材并存在一起，体现了当时王室对待宗教的态度和佛教文化和王室文化的融合性。地域的最高统治者推崇佛教文化，所以平民才能更容易接触和信奉佛文化，这也是剑川当地佛文化发展的渊源。除了石宝山石窟之外，四川凉山博什瓦黑的南诏大理国石刻造像中的“王者出巡图”、《张胜温绘梵像卷》“利贞皇帝礼佛图”、《南诏图传》的“中兴皇帝”礼拜阿嵯耶观音、“南诏13代国王供养十一面观音图”等都是南诏大理国王者礼佛、护法的形象。之所以会有这种独特的政教和谐并存的奇特石窟造像、画卷，究其原因在于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相当于国教，国王护持佛法，是顺理成章的事。佛教传入中国汉地的时间，距今已有约两千年。至隋代以后，在汉地形成了有影响的八大佛教流派。密宗是在唐代形成的汉地佛教中最后一个宗派。唐朝初年，佛教密宗沿川滇印缅古道传入云南大理洱海地区。首先为白族贵族大姓所接受，后来为历时五百余年的南诏大理国王室、贵族和文武官员所信奉。

　　佛教自公元七世纪中后期传入云南后，逐渐得到南诏统治者的利用而发展成“国教”。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南诏中后期至大理国崇佛盛况空前，上至帝王、皇亲国戚、大臣官员及河蛮大姓，下至民间百姓，均皈依佛门，虔诚敬仰佛法、信奉“三宝”，修建佛寺，铸造佛像，佛事活动频繁。历史上大理国的22位国王中，就有多大有10人避位为僧，这也是罕见的。通观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历史文献、图典、文物遗迹就会发现，南诏大理国的国王与皇帝，常被描绘或刻画于佛教题材的绘画与石刻之中。

　　大理国建立后，佛教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觑。其时，佛教意识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无山不寺，无寺不僧”“洱海与苍山，佛教之齐鲁”的历史阵势，以至于大理国誉有“妙香佛国”之称。自然而然，佛教意识对于大理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习俗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依附于大理统治者，与云南多民族复杂的社会政治体制相结合，形成了政教密切联系的政治体制，并成为大理国统治的精神武器和思想基础；同时，由佛教为主体宗教内容而衍生出来的寺院经济和庙会，则是西南民族经济中最有典型意义的经济形态。《云南通志》亦载：大理国“凡官属大都用佛徒以佐治理。而佛徒亦多读儒书，故称儒释焉。”这种“僧为官，官为僧”的政治局面成为佛教与大理国政治体制的密切联系的铁证。可见，在大理国政教密切联系的统治体制下社会思维意识的佛教化。

　　南诏、大理国帝王统治者们利用了佛教的精神作用与影响力，维护其统治秩序，从而达到巩固帝王统治政权的目的。他们把佛教与统治政权结合一体，重用“释儒”僧侣，实行“国师”辅佐朝政的政治制度。“国师”与“释儒”僧官同赴朝堂，参政、议政、执政，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统治阵营，加强和稳定了帝王统治政权，这是南诏、大理国帝王统治政权获得成功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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