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以1793年大英帝国马嘎尔尼勋爵率领使团访华为例，分别考察了清朝与英国对遣使事件的叙述，详细阐述了大清帝国以及英帝国对宾礼的不同看法，强调了双方在不同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下执行的实际操作的差异性。而作者何伟亚所标榜的“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方法，一改西方史学界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的“现代主义”方法，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给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马嘎尔尼 使华 宾礼

　　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重新解释了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外交事件。1997年该书在美国亚洲学会上获列文森最佳著作奖。该书被称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产物”，把“后现代式的解释与新的档案材料”结合起来，是“后现代史学”领域一本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怀柔远人”一词出自《礼记·中庸》：“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意思就是优待边远异族，四方边境的人就会归顺；安抚四方诸侯，普天下就会自然信服敬畏。即用政治手段笼络其他的民族或国家，使之归附自己。它反应了一种“中国中心秩序观”，何伟亚的《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影响，而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费正清的“朝贡体系”思想。作者认为用“朝贡体系”来解释大清帝国的外交体系，给人一种清帝国在以后的鸦片战争等一次次败仗是自食其恶果的感觉。而何伟亚认为清朝对自己帝国的想象的侧重点不在于什么“朝贡体系”，而在于满清皇室的最高君主地位。文中指出：“我也坚持把使团视为两个扩张性帝国之间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遭遇。”因此一系列问题，也应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看，而不是从文明来着眼。这样做有利于以更实在的单位——国家进行研究能够去掉许多观念的东西，更贴近于历史真实。

　　在西方学者以往的研究基础上，何伟亚整合并强调了清王朝在从西藏到蒙古这一广大地域的特殊政策。他强调，清王朝不仅仅自视为中国之主，而有着欲为其势力所及的各种文化体系的王中之王的野心，故“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才是清政府对其帝国的想象。简单说来，帝国的统治范围不单单是一个二维的平面，规定了帝国的权势所及；帝国的统治者的权力体现在三维空间，他不仅是汉族人的皇帝，还是满族人的旗主；不仅是蒙古人的大汗，还是喇嘛教信徒的宗教领袖；他还是菩萨、法王、可汗、转轮王的化身。帝国统治者存在于这样的一个三维空间里，在不同的维度上扮演不同的角色，产生不同的权力关系，施加不同的影响。就这样整个世界被整合成为一个立体的权力关系综合体，而其中心是满族的帝国最高统治者。接着，何伟亚分别把中方和西方记录进行了对比，比较客观地为我们展示了马嘎尔尼使华的过程。最后何伟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西方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反映了双方不同的观念体系，在这个事件中不单单反映了中英外交观念的差别，还反映了英国“主权平等”外交观和中国“差序包容”天下观的碰撞。

　　本书序言中所说：“如果欧洲与亚洲的接触，不是被看作生机勃勃的扩张性的西方对停滞的闭关自守的东方，而是被视为两个扩张性的帝国——满族多民族帝国和大英多民族帝国的相遇，那么自马嘎尔尼使团之后的清英互动又该是怎样呢？”这个认识其实是很有创见的。费正清认为“朝贡制度”滋生了中华帝国的一种“优越感”，而何伟亚则认为清政府接待马嘎尔尼使团时对待“宾礼”是一种“沿中线而行”，这也就意味着清政府并未把使团视作“夷”而是当作了“客”。清政府的“宾礼”不是为了宣泄一种天朝的“优越感”而是一种审慎的对外交往的手段和方式，当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清政府的“天下观”。由此何提出费正清等学者在这一事件上都陷人了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作者在文中写道：“我把自己的目标确定为构建一种对马嘎尔尼使团的对称性叙述，这样的叙述将不偏重清廷或英国任何一方对这一事件的记录；在此过程中，这样的叙述将有助于打破类似传统对现代、中国对西方或中国孤立主义对西方世界主义这样过分简单的两分法”。何伟亚提出的考察方式不仅新颖而且眼界更开阔，尤其是他对中英双方的对称性处理，即寻求一种既非“西方中心观”也非“中国中心观”的取向，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怀柔远人》这本书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就在于作者所运用的后现代主义方法上。后现代史学与传统的现代主义史学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对待“史料”和“文本”的解读方式上。现代主义史学，是预先设立一个理论或话语体系，通过这种理论和话语体系来解读客观历史事件并试图得出一个所谓的“真相”和“真理”，但现代主义史学的话语体系常常带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偏差。而后现代主义就是针对现代主义的偏误，试图通过解构、重构和架构等方式，客观地还原历史，它将多种陈述罗列展开，将这些陈述也作为看成历史主体和客体的一部分作为研究的对象。现代主义史学主张历史的“客观性”，要尽量减少个人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就是要有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但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样的“解读”的确是“真实”，但同时也太过于“枯燥”，没有美感。而后现代史学则强调“眼光”和“理解”，但这也就会掺入作者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情绪。

　　何伟亚《怀柔远人》的首章导论便批评了以前研究范式的缺陷，特别是对用费正清“冲击—回应”范式与“传统—现代”范式所作的解释。何伟亚在书中所确立的目标之一是“构建一种对马嘎尔尼使团的对称性叙述”。这种空间上的对称性叙述可以不偏重清帝国和英帝国任何一方对事件本身的记录，因而有助于打破传统西方史学家研究中国历史时的过分简单化的分析，而这些充满现代主义的观念严重影响了中国和欧美史学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认识与评价。按作者所说，“采取这种策略的原因在于，上述现代性观念中隐含着西方先天优越而中国先天落后低劣的先见之入，隐含着一种对历史的宏大叙述结构，这就导致历史学家主要根据英国方面对事件的叙述来选择和判定历史过程的支点，同时也导致把清廷的记述看作是中国错误的优越感的例证，最后英国使团的活动被中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塑造成西方现代性的代表，而中国丧失了一次现代化的良机。”何伟亚按照中方英方两条线索来叙述，强调从大清帝国的“宾礼”来理解中国当时的外交立场，按照他的叙述，乾隆皇帝在礼仪方面表现出的矜持似乎反而被赋予了拒斥“帝国主义”的“正义”色彩。

　　后现代主义史学深化了人们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思考和联想。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应持一种开放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借鉴其精华内容为我所用，并洞悉其某些消极内容以及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真正的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参考文献：

　　[1] 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中文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 周锡瑞：《后现代研究：望文主义，方为妥善》，《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12月

　　[3] 刘北成：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J]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04期

　　[4] 王峰：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年05期

　　[5] 邓京力：《中国史研究中的后现代倾向》，《河北学刊》2005年02期

　　[6] 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J]历史研究，199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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