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禹贡》篇之成书年代问题，一直作为学术公案遗留着，各家从多角度提出不同观点，却难以形成压倒之势，不可切实推翻他方结论。故而存疑不止，争论不休，现对具有代表性的几家结论做一番梳理及探讨。

　　关键词：禹贡成书年代作者梳理

　　但凡研读过《尚书》之人，对其中的《禹贡》定会有或多或少的疑惑。《禹贡》是最早的一篇全面系统记载我国古代地理的专著，其虽仅有短短的1193言，但行文简约，又因其至简，且年代久远，对其成书年代、九州、五服等解义甚多，争论不止，存疑不绝，奈何？观近代以来，成果甚辉，然其诸多问题仍未有定论，晚辈才疏学浅，未曾实地考察，更不可妄下结论，贻笑大方。吾等认为于证据不足境地下，不妨先存疑罢，待更多有关出土文献整理后做定论当为不晚，牵强附会言之凿凿单方面妄下定论实不可取，现就上述问题对各家之言梳理一番，以求对其有个清晰之把握。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切不可将《禹贡》之成书年代单独拎出来讲，何时成书与何人所作当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作为历史主体，任何作为个体的“人”都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抛开人去谈作品或者抛开作品去谈人都是不足取的。对于《禹贡》而言，我们如果确定了其作者，那么其成书年代自然可以追根溯源求出。而近来许多研究者们恰恰正是忽略了这一点，走了不少弯路。故而在谈《禹贡》成书年代之前很有必要说一下其作者问题。

　　对于这篇被日本内藤虎次郎在《禹贡制作时代考》中称为“雄篇大作”的作品，分歧意见不仅局限于其成书时间，其作者为谁之争论亦甚盛。《禹贡》的《书序》（汉代出现）记载道：“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其交代了“禹贡”之名的由来（姑且先这样说，至今学术界对“禹贡”之名由何而来尚存争议，在此取影响较广之说），但未明确指出《禹贡》这篇为禹所作，确定的是禹作为一名“施事者”做了别九州、治山川、定贡赋等，通篇下来并未提及作者为谁。汉末郑玄有注云：“禹知所当治水，又知用徒之数，则书于策以告帝”，即其认为九州之文为禹书以告帝。又孔颖达疏云：“禹分别九州之界，随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复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史录其事以为《禹贡》之篇。”其意即为禹别九州、治水患之后，制定贡赋，由史官加以记录而成《禹贡》篇，后注疏家多相承沿用此论。但宋代有人提出异说，傅寅之于《禹贡说断》中认为只有首尾数句是史官所加之辞，其它全文为史官所不能知而由禹自己具述治水本末上奏于帝舜之文。即《禹贡》全文由禹作于虞时，夏史加头尾编定于夏代，但此说疑点较多，其并未明确提出后代史官不能作之令人信服的论据，且不能条分缕析出夏史追加始尾之动机及其判断依据，只能作为一家之言。然此之说后来仍广为流传，影响亦为深远，导致诸多古人笃信《禹贡》为大禹治水的夏代遗文，对其成书年代和作者的误判导致对文献本身的误读，对《禹贡》价值认识出现偏颇。同时，《禹贡》作为《尚书》中的一篇，而《尚书》又作为“经书”，郑玄、马融、王肃、孔颍达、蔡沈等一些著名经学家均有自己的一套见解，其中的文字、名物、制度、地理的考订可谓盈篇累牍，虽各有所见，总不免显得叠床架屋过于烦琐。总体而言，其缺点是主要着重于从儒家经典的角度来研究，仅局限于文字训诂、经文注疏和地名考证等，研究视野与方法过于单薄，并没有将《禹贡》看成一部完整的区域地理著作。可喜的是，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地理学逐步确立，考古发掘以及新思维的拓展，不断突破原有窠臼，取得了一些共识，其一便是《禹贡》“非夏代遗文”（毕竟就现今考古掌握资料而言，那个时期记事文字还不够成熟，不足以撑得起如此“雄篇大作”），非一人一时所为作当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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