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3～18世纪云贵川交界区政区设置所反映的政治变化

　　进入13世纪以后，元朝所开创的大一统王朝使我国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原先独立的各个地区已经纳入到统一王朝治下。明、清踵元，中央集权进一步稳定，各个地方势力相继式微以至消亡，由此我国近代版图已大体形成。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之下，中央政府开始有计划的对全国各个地区进行系统的政区设置。就云贵川交界地区而言，系统的政区设置自13世纪的元代始，至18世纪止本地区今天的政区格局已大体形成。在此期间本地区政区设置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在政区层级上，由繁而简；在基层政区设置的空间过程上，由外而内；在政区的实际控制上，由虚到实。而政区格局的变化，实质上则是本地区政治形势变化的反映。大体说来，这一时期本地区的政治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在政区设置上，由部族林立到设府置县。如前所述，在元朝未统一之前，本地区可以说是地方部族势力的天下。经过隋唐及两宋的发展，本地区部族势力获得了空前增强，罗氏鬼国、罗殿国、自杞国、乌撒等部成为地方上的主导力量。但是，在蒙古入侵以后，形势就发生了较大改变。

　　由于早期蒙古并不具备灭南宋的决定性优势，于是其决定通过迂回战术，先灭大理，将大理作为进攻南宋的战略基地，以形成对南宋的夹击之势。而伴随着大理的灭亡，本地区作为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之间缓冲地带的基础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蒙古在本地区外围的统治据点已经建立起来，并先后于至元十二年（1274）、十八年、二十三年置云南、湖广、四川三行省。三行省建立以后，元朝分别从西南、东北、北方对本地区进行军事征服，追于强大的军事压力，原先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的本地区各部族不得不臣服之。而随着各个方向军事行动的展开，本地区各部族亦逐渐纳入各行省治下。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障下，元朝开始了一系列的政区设置与建设，在本地区的中南部，以各个部族为基础，先后设有曲靖等处宣慰司、乌撒乌蒙宣慰司、亦溪卜薛宣慰司等，在部族力量相对弱些的北部地区则置有马湖路、叙州路、泸州、播州军民宣抚司等。尽管有元一代实际上并未实现过对本地区的深入有效治理，但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政区设置并将其纳入省治之下，应该说在本地区的政区沿革史上元代的开创之功是显而易见的。

　　进入明代以后，本地区在政区设置上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新置贵州一省，以进一步加强对本地区的三省分治：二是在本地区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附近设置大量兼具军事、行政功能于一体的军事型政区——实土卫所；三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云贵川三省所辖及省界，使其在整体上呈犬牙交错之势。以上几项措施是有明一代在本地区政区设置上所做的主要工作，“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在元代的基础上，明代所做的调整工作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而这些工作也为清代奠定本地区今天的政区格局打下了基础。清王朝在本地区的政区设置上则既有因循也有创新。以原有部族为基础进行政区设置，加强三省分治，这是没有变的。在此基础上，清代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主要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对三省边界重新进行厘定、将原来的实土卫所进行改置裁并、新的府州县的大规模设置。通过上述种种措施，至18世纪，本地区今天的政区格局已大体形成，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本地区原先部族林立的局面亦为省治下的府州县所取代。这一转变可以说在本地区的政区沿革史上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其二，除了政区的变化之外，在地方治理上实现了以土为主到以流为主的转变是这一时期本地区政治上的另一大变化。云贵川交界地区是个少数民族地区，白隋唐以来长期为彝族先民“乌蛮”所占据，即所谓“乌蛮七部落”之地。至元代时，又称为“罗罗”，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云：“罗罗，即乌蛮也……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巂皆此类也。”明确其分布地域在今滇东、滇东北、黔西、川南一带，这正与《新唐书·南蛮传》所载“乌蛮七部落”之地望相吻合。罗罗是当时本地区的统治民族和主体民族，其不仅具有族属上的一致性、地域上的相连性，同时，也是一个近亲集团。因此，在元初的军事征服以后如何对该地区进行治理，就是摆在元朝统治者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在这一问题上，应该说元朝统治者的处理还是比较合适的。鉴于当时本地区部族力量的强大以及其它因素，元朝统治者在本地区实行了土司制度，即主要以当地部族统治者治理该地区，通过朝廷任命土官来治理地方，同时佐以流官。有元一代，通过土司制度的实施，本地区事实上已初步纳入国家行政系统之内。

　　至明代，由于国家力量的强大，更是加强了对本地区的控制。一方面，土司制度作为本地区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得到完善和加强，统治者意识到“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今之计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耳。”“其道在于羁縻……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另一方面，也严格限制土司力量的发展，对于某些为乱异己者则进行镇压，明后期一度对反叛的水西、播州、永宁等地土司用兵即是明证。整体来讲，明代在本地区的地方治理上仍以土官为主，但已经借机对某些危害地方稳定的土官进行镇压，进而改土归流，进一步加强流官在地方治理中的比重。而流官比重的增加则意味着中央在地方上直接控制范围的扩大和地方部族力量的缩小。至明后期，本地区势力对比的天平实际上已经倾向于中央一方。

　　进入清代，经过康熙年间的一系列措施，本地区主要的战略据点和交通线附近已基本置于流官治下，中央已经取得了势力对比上的决定性优势。再至雍乾之际，针对本地区核心区域乌蒙等地所进行的改土归流就轻而易举了。而随着乌蒙等地改土归流的完成，本地区在地方治理上也由元代的以土为主过渡到以流为主。此时，中央已享有地方的直接治理权，其在地方上的权力也得到史无前例的增强，流官已经成为地方治理的主角，只有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才以土官治理。

　　上述两项政治变化给本地区带来了以下政治影响：其一，由原先较为自由的独立状态进入到中央有效控制的省治之下；其二，地方部族力量的主导权基本丧失，从属于中央派遣的流官之下：其三，在政区版图上为云贵川三省分辖，成为政治地理上的边缘地区。

　　总之，以13世纪元朝建立对本地区的初步控制为开始，至18世纪，清朝中期本地区改土归流的完成和政区格局的大体形成，在此期间，本地区在政治上经历了一个由强到弱、由主导到从属、由主动到被动的变化过程。在此期间，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本地区的战略地位日益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由此也使得中央王朝对本地区的政治控制日益加强，反映到本地区的政区设置上就是政区系统的日益成熟和完善。但是，随着中央王朝对本地区政治控制的日渐深入和政区设置的日益完善，本地区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日益下降，18世纪以后本地区几乎再未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以及军事斗争的焦点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随着地方政治主导权的丧失和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因此，有理由认为本地区在13～18世纪经历了一个政治边缘化的历程。

　　四、原因的简要分析

　　何以在13～18世纪云贵川交界区会有一个政治边缘化的过程？笔者以为这是与当时政治大环境的改变密切相关的。

　　元朝建立以前，尤其是隋唐至两宋这一时期内，本地区基本上是充当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之间缓冲地带的角色。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双方既无意也无力打破彼此问的均势，与其两败俱伤，倒不如相安无事，地处二者之间的本地区充当缓冲地带的角色自然较为正常。本地区各部族也正是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于二者之间大获其利，在几百年间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以至形成了一些颇具实力的地方部族政权。但是，一旦当这种均势打破以后，或者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二者有意于开疆拓土时，本地区势必成为双方纷争的战略要地。南宋末年，蒙古军占领大理以后，全力由西南向东北进攻，而南宋军则于本地区全力抵抗，一时间本地区成为双方的斗争焦点，即可印证这一点。在元朝统一全国后，本地区的战略地位并没有因为统一而有所下降。从地理的角度而言，本地区介于中央在西南的各个主要统治据点之间，连结各个据点的主要交通线多经过本地区或介于其周边，而其又山高水深，易守难攻。从民族的角度来说，本地区虽然是部族林立，但是，其彼此之间却是近亲集团，声息相连，具有族属上的一致性，加之其中不乏罗氏鬼国这样势力雄厚的地方部族政权，若任其发展，则难免不会连为一体。

　　综此两点，倘若地方部族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对抗中央，则中央在西南的统治势必难以稳定。尤其是对云南而言，假如云南通往内地的几条主要交通线被当地部族切断，那么，云南一省无异于“飞地”，边疆的再次割据则再所难免。再者，即便是其不为乱地方，若任其发展、不加限制，亦难免有朝一日会连为一体，进而坐大地方，显然这也是中央所不愿意看到的。对于这一点实际上时人也看的很清楚，郭子璋言：“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广，流水涵淳，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仰于湖广、四川二省，盖本非都会之地。……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道出了时人对于这一战略要地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元、明、清三代在控制这一战略要地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逐步削弱其政治独立性，对其分而治之，最终将其置于中央直接有效的控制之下，也就成了三代统治者在本地区政策上的不二选择。因此，13～18世纪本地区的政治边缘化，就其实质来说可以说是三代封建王朝国家政治意志的体现，是“大一统”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余论

　　正如周振鹤先生对历史时期王朝版图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边疆与内地的并存是基本政治地理格局之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少数民族自身而言，这也就意味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由藩部向行省转变的过程当中绝大多数都会经历一个政治边缘化的过程。历史时期彝族自身在唐宋时期曾经建立过不少的地方部族政权，有的甚至初步具备了国家的形态，然而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及其政区建设的不断完善，其在政区归属上也逐渐为云贵川三省所分辖。而由于这一事实的形成，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及其他社会发展方面则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中央王朝在该地区政治的重构并没有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这些方面的所谓进步动力并非来自其内部，也并非由当地的土著居民所完成，而是由后来进入该地区的汉族移民所带动。这一点应当为我们今天研究民族史及中国历史政治地理者所注意。

　　除此以外，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迄今为止，不管是民族学界还是历史地理学界，在讨论这一地区或其他类似地区的历史进程时，尚未建立起话语系统的转变，传统的王朝中心依然是主导思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历史进程的认识。尤其是13世纪以后所出现的两个少数民族王朝——元朝和清朝，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思维和手段与以往的汉族政权是有一定差异的，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也由此开始了不同的历史进程。如何从更广阔和多维的视野中认识这一时期不同少数民族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比较宏大的问题，还有待于学界以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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