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明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地开矿并额外课税，对当时的经济与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对于这场在特定历史时代延续了20多年、影响到明代社会各个方面，又受到研究者重视的事件，虽然几乎所有的明代史著作都有涉及，但对其研究仍须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发掘各个方面的资料，充分把握明朝万历年间的种种社会面相，站在明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以全球史的视野，进行更为全面和详实的讨论，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关键词：明代；万历；矿监税使；晚明社会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2-0128-05

　　从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开始，明神宗派出大量宦官，或为矿监，或为税使（又称税监），或矿监兼税使，或税使兼矿监，统称“矿监税使”或“矿监税监”，简称为“矿税”。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地开矿并额外课税，对当时的经济与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万历时期的社会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当时的人们论及“矿监税使”或“矿税”，既指向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概指这一时期的整个开矿课税事件。

　　从明万历二十四年发生之日始，矿监税使就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清修《明史》的《宦官传》，以及《食货志》中的《坑冶志》、《商税志》，对矿监税使的派出及其活动状况进行了概括性描述，并且得出“明亡盖兆于此”的结论。而在《明史》的人物传中，凡是反对矿监税使的，特别是因此而受到惩处的，无一例外都受到赞扬和同情：凡是提出采矿课税建议及参与这一活动的，则受到严厉的批评。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矿税之弊》集中表达了明末清初的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神宗奕叶升平，边圉封贡，海内义安，家给人足。而乃苞桑之忧不系于虑，日中之昃弗虞于怀，远贤士大夫，亲宦官宫妾，女谒苞苴，阴性吝啬，孳孳所谈，利之所萌耳。逮至万历二十四年，张位主谋，仲春建策，而矿税始起。于是命张忠往山西、曹金往两浙、赵钦往陕西、陈增驻山东、高寀领福建、杨荣办云南、丘乘云驻四川、李敬摄广东、郝隆刘朝用采池州、陈奉领湖广、鲁坤开彰德卫辉，大珰杂出，诸道纷然。而民生其间，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矿务之外，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油布杂税，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虽汉室牢盆、桑孔乘传，熙丰手实、鸡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至乃国法恣睢，人怀痛愤，反尔之诫，覆舟之祸，亦间有之。以故高淮激变辽东、梁永激变陕西、陈奉激变江夏、李凤激变新会、孙隆激变苏州、杨荣激变云南、刘成激变常镇、潘相激变江西。当斯时也，瓦解土崩而散，其不亡者幸耳。“其不亡者幸耳”，应该是明朝人和清朝人的共同认识。《明史·神宗本纪》得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结论，矿监税使的“荼毒天下”也是重要依据。

　　这一事件的影响所及，使得“矿监税使”成为后世史家十分关注的问题，并围绕如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持续讨论：矿监税使派出及废止的原因、矿监税使的活动及产生的影响、矿监税使所引起的“市民运动”及其性质、对矿监税使的综合研究。

　　1.关于矿监税使派出及废止的原因

　　对于矿监税使派出的原因，主要有三种看法：其一，万历皇帝的贪财；其二，明朝财政的拮据：其三，从上到下对财富的追逐。

　　20世纪30年代，孟森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明清史，根据《明史·宦官传》，历数了矿监税使的种种劣迹，指出：万历中后期缺官不补，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不仅文官缺官不补，宦官也是如此。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说明万历皇帝“行政之事可无”；但另一方面，“敛财之事则无奇不有”。而万历时期“敛财”之突出表现，就是“采榷之监，毒遍天下”。所以孟森认为，万历皇帝缺官不补，实际上是为珍惜俸给，而大量派遣矿监税使，则可利其不守规矩、竭尽搜刮之能事。一方面是紧缩开支，包括尽可能地减少官员的数量，另一方面是开辟财源，尽可能地搜刮天下财富。结论是：“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而矿监税使派出的直接原因，无疑就是缘于万历皇帝对财富的极度贪婪。

　　1934年年底，陶希圣先生在其创办的《食货》半月刊的第1卷第2期（1934年）推出的《十六七世纪间中国的采金潮》一文指出，从上到下的对财富特别是对当时已经成为通货的金银的追逐，引起了从下到上的对金银矿开采的狂潮。龚化龙《明代采矿事业的发达和流毒》（《食货》第1卷第11、12期，1935年）、郭垣《明代矿税之发展和影响》（《东方杂志》第40卷第13号，1944年）在陶希圣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由于这一狂潮的掀起和众多的盗矿事件，激发了朝廷对于采矿的兴趣，从而导致了种种的社会祸害，其中包括矿监税使的派出，成为明代最终动乱的重要原因。可以看出，此时的研究虽然仍然是沿着明清时期人们对矿监税使的认识展开的，但强调了当时整个社会对金银的追逐，并将对矿监税使的研究置于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从而把这一事件由个人因素拓展到社会因素，是具有深厚的学术和社会眼光的。非常遗憾的是，这些研究由于政治的原因而被中断。

　　朱绍侯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经多次修订，自1980年发行延续至今，是国内高校历史专业学生的通用教材，传播范围甚广。教材对万历时期的矿监税使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并且指出了这一事件产生的原因：由于财政的困难，万历皇帝听信了“奸人的怂恿”而派出了矿监税使，成为明代对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最凶狠”的压制和掠夺手段。

　　杨涛《明朝万历年间矿税大兴的原因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认为，明代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为了适应经济关系的变化，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矿监税使的派出，正是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一部分。

　　林枫《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也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的商税制度也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暴露出种种缺陷，并导致明朝财政的拮据，矿监税使的派出，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为解决这些缺陷。

　　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对于矿监税使派出原因的探讨正在跳出固有的“情绪”而越来越客观、冷静，其他的各个环节也有这种趋向。

　　2.矿监税使的活动及产生的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矿监税使的分布、表现、为祸及矿税银两的征收上。

　　陈俊《明神宗派出矿税监补正》（《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根据文秉《定陵注略》，对《明史·宦官传》所列矿监税使进行了补正，共增补了24位，这是该文的贡献。当然，有三点也需要指出，其一，《明史·宦官传》并没有刻意罗列所有的矿监税使，而只是对撰者认为“为祸”最甚者立传，其余的略去，并非作者所认为的“遗漏”。其二，文中所列的杨宗吾、张懋忠、陶寿、郑一麟四人并非“矿税监”，而是“锦衣卫官”。其三，因为内阁的反对，拟派贵州的内官监监丞“张庆”并没有成行。

　　杨涛在《明代万历中矿税监进奉内库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一文中，根据《定陵注略》、《万历邸钞》、《明神宗实录》等材料进行统计，认为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间，矿监税使们所进内库金约为9952两、银540余万两。这个数字大概是《明史·食货志》的两倍。

　　当然，对于矿监税使讨论最多的，还是关于它的影响和祸害。韩道诚《明万历间矿税之祸述略》（《国立编译馆馆刊》第3卷第1期，1974年）论述了万历间矿税之祸之本末，认为晚明开矿肇始于房山蜂民史锦奏请，但政府营建乏资，而大兴矿税。税监殃民，致民变不断，为明亡根源。

　　孙文良（《矿税监高淮乱辽述略》，《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赵连稳（《矿税监高淮乱辽事评》，《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年第3期、《明万历年间矿税监乱鲁述略》，《齐鲁学刊》1991年第4期）等学者用大量的历史记载和档案资料，对矿税太监高淮、陈增等人在辽东、山东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论述，认为这些活动都加深了明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危机，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过程，成为明亡清兴的内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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