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天赋之自由，天定之平等，天授之同胞，固与人类同时而生也。”“上帝既为吾人之父而为吾人之救主，彼世人孰能压制我，暴虐我。”而从华人基督徒范祎对陆秀贞的介绍和评价来看，“兹念知诸生中多志愿高尚，具有爱国热心者，而才识超然迥异与流俗殊别，则陆女士秀贞其选也。”他的关注点是陆的志愿高尚、爱国热情，这和他的“全地”书后自述自己因救国之切而转信基督教正好契合。“祎之沈溺于词章训诂也，三十年矣，中间虽略读东西译书，激其爱国之热心，慨然欲有所变革于政治风俗，而发为议论。然于大道则概乎未有得也。自去年游于先生之门，始闻绪言，而后知救我一人与救我四万万之同胞，舍耶稣基督固莫肯援手亦莫能援手也。”也和他的《中西女塾章程序》开篇“女学之义也，世界文化之进退，风俗之隆污，种类之强弱以及社会之振起与颓落，莫不关系于女子，故女学者世界之精神，即一国之命脉也”，文中“夫女子既得释放，发现其才能以共赴社会之一点，此社会之所以能文明而国之所以能兴存也”和文末“时局之日艰，同胞之涂炭”相照应。由此可见，虽然都信奉基督教，华人编辑、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女学生分别对基督教进行了适合自己需求的取用和解读，另一方面，虽然都主张释放妇女和振兴女学，他们各自的目的和角度却大不相同。从传教士的基督教宣教目的到范祎等华士的救国兴国目的，再到中国女学生和寓外中国女子的争取男女平等的目的，他们对释放女子的不同的宣传目的和认识取向，决定了他们对基督教阐释的不同侧重以及对基督教与女子解放的联系的不同建构。

　　五、结论

　　综观上述华人、西士在《万国公报》中就妇女与救国议题所作的议论，可以看出：尽管他们的视角不同，目的各异，但论证上都具有选择性操作的痕迹，都表现出逻辑简化的局限。如逻辑呈单线条，给人显而易见之感，如论证女子不缠足与兴国的关系，论证思路无外乎从女子缠足影响胎儿健康，进而造成国民身体赢弱；或女子缠足，行之不远，见识狭隘，活动不便，无法劳作，所以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对国、对家产生消极影响来论证。这是晚清华人、西士反对缠足时普遍使用的议论套路一或从后代或从女子自身的角度论证。但现实的复杂性在于缠足既不是家、国衰弱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反过来，华人、西士立论的不缠足和国、家强盛的因果关系也不成立：不缠足既不是国、家强盛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回顾历史。不乏国富民强的缠足时期，亦不乏国破民亡的不缠足时期，晚清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较缠足更为关键、更是决定因素。但晚清救国议题下的女子缠足议论，将缠足与救国联系在一起，建立二者的因果逻辑关系，这样，虽然减小了论证的复杂性和难度，论证在人为操控下变得简化、直观，但现实性降低、可信度降低。

　　然而，为什么晚清华人、西士要将本无直接因果关系的女子释放问题和兴国问题联系在一起，视为改革的迫切目标呢？传教士宣传女俗改革很大程度上基于传教目的：（1）利于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阻力——儒教和风俗——发起不直接交锋但具有颠覆性的进攻；（2）建立起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3）赢得广大妇女皈依基督教：（4）满足时人对救国策略的渴求。这为解释为什么晚清传教士选择和强调女子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另一方面，华人则基于救国目的宣传女俗改革。从救国出发，改革的对象虽明指女人，但实则是避开清政府，要改革的对象是女人的对立面——男人。同样地，虽然改革的靶子明指风俗，但实则是指向与风俗相对而论的政体，因为男女、君臣、风俗、政体是彼此互相连带、你中有我的关系，攻击了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也就挑战了“君为臣纲”，质疑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伦理纲常、等级制度，进而动摇了封建帝制的专制统治的礼教基础。看似改革的是牵连不大的弱势群体和民间风俗，实则是难度较大的强势群体和牵连较多的政治制度，这样的暗度陈仓一方面具有隐蔽性，另一方面又不失宣传力和作用力，宣传的矛头直指旧势力和保守观念。对于男子队伍中改革派的对立面——顽固保守派的攻击，采用跳出男子圈子，即借助释放女子间接攻击，不失晚清一部分华人、西士的批判策略。因而，纵然是就女俗论女俗，也引起部分保守者的警觉。攻击夫权和攻击君权，在议论中有时是一显一隐如硬币的两面的关系，读者（包括部分保守者）能够读出字里行间的暗指和影射，看穿作者为攻击君权而攻击夫权，以宣传女权挑战君权的设计。以往学界提出晚清女权运动是站在男权的立场上为救国而提出的，笔者认为，晚清部分华人、西士是为推翻君权而倡导女权运动的，它的一个结果不是夫权和君权的结合，而是二者的分离、对立。看似攻击夫权，其实夫权受到较少攻击，而攻击的重点是君权。既然如此，为何清政府在封杀了戊戌变法后，还要依样画葫芦，颁发一系列新政，包括对缠足、女学、女俗的改革呢？从《万国公报》来看，1903年大势所趋之下，从局部、边缘、弱势群体切入的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这也从反面验证了报端著译中女俗改革宣传的应时性、必然性和社会舆论力量的改造力。

　　但为何“中国女子”这个弱势群体成为改革的对象呢？救国兴国议题下，对中国男子的改造应该更迫切、与救国更贴近，但将中西女子对比得出中女落后、国家衰败的结论，可以规避将中西男子、中西政治进行对比。因为，在“华女落后于西方”这一点上认输和归罪，更易被接受，华女以其弱势群体身份较易接受造成中国落后、男子失败的“罪名”，这也是强势群体推卸责任和自大态度的表现。它也从侧面证明了为何晚清救国呼声下的女权运动是由男子（包括华人改革者和迎合华人改革的传教士）提出来的，争权的主体不是失权的女子，而是享有权利优势的男子。同时，当时提出的男女平等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男女相较下的地位平等，而是相对意义上的女子自身地位上升，向男子地位靠近的“男女平等”。因而，形成“不中不西”、“不男不女”式的过渡型男女平等形式，也形成游离于西方女性与中国传统女性之间的女性形象。

　　总之，清末对女子释放和救国强民的议论并不是一个声音，而是多种声音交织在一起，传教士、朝廷官员、传统儒士、教会学校中的女学员、留洋女子等华人、西士，因其不同身份及不同身份的结合，对妇女和强国议题持有不同的目的、视角、策略和重点，进而形成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同时，这些不同观点也彼此融合、碰撞、相互作用影响，经历调整变化，彼此既具有相似相通之处，又具有相异相斥之处。上述过程的描述既反映了1903年前后女子释放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又揭示了中西社会文化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妇女问题——对中西交流和互动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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