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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岳飞故事小说考论(2)

人气指数: 发布时间:2014-04-03 20:26  来源:http://www.zgqkk.com  作者: 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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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章节如此,细部改编办法则主要是删除细节描写。小说与史传的一个重要分别,即是细节描写、夸饰语言的增多。于氏为了突出自己的“雅驯”,于“正史”有征,故将熊氏本中稍具文饰的细节与语言删除殆尽,只留下叙述事实的情节枝干。试举简单一例说明。熊氏本卷二“宗泽定计破兀术”一则,有兀术与宋将刘衍对阵描写,于氏本同卷“宗泽任用岳飞”一则亦有此情节。试将二本文字比较如下:

  言未毕,忽滑州路口一彪军马,旌旗展卷,枪刀密布。为首一员大将,口方面圆,金盔银甲,乃东京有名将家刘衍是也。大骂:“逆天臊奴,不识时势,屡次侵扰中华,今日先将这匹夫试吾利刀。”兀术靠定阵脚,手持长枪,跃骏骑而出。大叫:“今日早早献了东京城池,驻吾人马,令尔大朝皇帝尊我金国为主,割地与吾,讲和则休。若不允,教尔中华寸草难留。”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忽滑州路口一彪军马,乃东京名将刘衍。大骂:“逆天臊奴,不识时势,屡次侵扰。今来决一死战。”兀术持枪跃骑而出。大叫:“令尔大朝皇帝尊我金国为主,割地与我讲和。”

  ——《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可以看出,后文较之前文,情节丝毫不少,可字数少了一半。有关军队仪仗、将领外貌的描写被删去,人物语言有所节略。如此硬性删除,使人物语言显得残缺不全,词不达意,文气不通。环境之鲜明,气焰之热烈,已大打折扣。总体来说,后文简单,干瘪枯燥,大不如前文气韵生动。同卷还有关于梁山好汉“大刀关胜”的故事情节。熊编本写此,铺垫既多。情节又细,写关胜无辜被奸贼刘豫杀害。悲壮慷慨,令人动容。而于氏改编本东截两删,连情节的介绍也未完备,读者甚至不明白事情原委,更不要说感人至深了。于氏类似的改编贯穿全文,可见其所谓的“驯雅”是多么枯燥无味。

  熊氏模仿《三国演义》写法,文中夹杂大量历史文献和诗赞,于氏亦嫌其“赘琐”,或简言概括,或一一删除。如卷二“李纲奏陈开国计”中引用李纲奏陈札子,洋洋洒洒近千言,于氏只择要摘取,总共用了四十字。卷三“胡寅前后陈七策”引录胡寅疏谏七策,篇幅巨大,近三千言,于氏亦用几十字概括。卷三“张浚传檄讨苗傅”,引录苗傅伪诏一、檄文一、张浚檄文一,皆被删掉,同则引用吕颐浩书一、张浚书二,被简言概括。另有少量历史文献,如宗泽上书请车驾北征的表疏,岳飞给周三畏出具的招状,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烘托作品感人气氛,而被存留下来。可见于氏对于插入文献的处理,还是有着自己的考虑,是经过了一番比较和梳理的。诗赞类文字也多被芟除。如李纲谏车驾南行,被罢相位,“后人有诗叹云”;宗泽出师未捷身先死,“刘后村《咏史》诗云”;关胜无辜被戮。“后人有诗赞云”等处,插入的诗赞文字于氏本一律不录。其中关于宗泽和关胜的诗极能烘托其悲壮惨烈气氛,被删去未免可惜。

  熊氏本中,亦有模仿《水浒传》使用渲染性韵语的文字。如卷二“岳飞计画河北策”一则,有岳飞越职言事被罢职回家事,叙岳飞归家途中景色:“时值秋天光景,车碾尘高,马衔衰草,丝鞭袅袅。穿红叶之孤林;骏马迟迟,越野桥之碧水。”忙中闲笔,颇有韵致,这样的语言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本不多见,于氏本却一字未留。而于氏对自己做法的解释则为:“旧传沿习俗编,惟求通畅。句复而长,字俚而赘。……兹痛为剪剔,务期简雅。”熊氏本则目为较整齐的七字句,于氏本改为六字、七字不等,也与其自诩的“简雅”相去甚远。

  于氏之所以选择岳飞小说加以改编,有其明确目的:

  国朝于忠肃公有传,止称御虏之略。正德中平寇有传,亦惟弭盗之书。独兹传,御虏弭盗兼载成谋。而武穆以一身百战,虏破寇平,尤冠绝于从来诸将之上,可谓凌孙轹吴,极古今之罕俪者矣。《传》中李忠定公纲有曰:“朝廷外有大敌,而盗贼乃敢乘间势。非先靖内寇,则无以御外侮。”韪哉斯言,今日时事之龟鉴也。有志于御外靖内者,尚有意于斯编。

  ——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凡例”

  于氏进士出身,身为朝廷命官,又生逢明末乱世,内有李白成之流反叛,“盗贼”乱起;外有异族满清觊觎中原,挑衅边关。内忧外患交加,国势日衰。而历史上兼御外靖内二功于一身者,莫过于岳飞。于氏此编,即是以岳飞事迹为例,为“有志于御外靖内者”编一谋略教科书,一鼓舞士气书。

  既以教科书自居,于氏在正文叙述事实的间隙,插入大量评语,以更好地贯彻“以史为鉴”的原则。在“岳飞计画河北策”情节后,于氏评日:“硕言至计,可勒金石。且鉴往卜来,昭烛无余。合前表疏,皆绝大文字。”强调岳飞的胆识谋略,可为后来者学习;“李纲罢相”情节后,于氏评曰:“昔朱夫子谓:‘李纲人来,方成朝廷。’然则李纲出去,不成国家矣。南北之分,不在用兵,而在用人。君子于此,叹否泰之交云。”总结历史经验,议论国家强盛之本。议论虽有高下之分,而于氏之用心良苦历历可见。评语的加入。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即作者自谓:“旧传每目数事缀连,累牍难竞,读者遑遑厌去。兹一事自为一,起讫以评语间之。”以议论性评语插入正文,以评语为标志,以分段落结构,不失为一种创新。然议论性评语强插于叙事文字之间,对于小说作品来说,则有损文字通畅与情节趣味。

  经过于氏“缮较凡七易丹墨”的一番苦心改造,

  《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呈现于人前的是一个剔除血肉、仅存主干的于瘪躯体。郑振铎先生论此极精辟:

  虽改旧观,却失去了活的精神,传奇的面目,他使《岳传》离开了民间通俗读物而逼近于正史传记的复述了,……其实他的“简雅”,较旧传的鄙俚尤为使人不快。传奇的著作是与其枯燥而无趣,不如鄙俚而生动。尽管于氏认为自己对于作品有“脱胎换骨之功”,但《岳武穆尽忠报国传》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承载了于氏本人的历史观念与救世理想。其在国势衰颓时所进发的政治理想、济世抱负,令人钦佩,然而就其作品来说,却并非成功的文学实践。

  三、《岳武穆精忠传》

  《岳武穆精忠传》,题署“吉水邹元标编订”。六卷六十八回。有明天启七年宝旭斋刻本,乾隆三十六年宝仁堂刊本,乾隆四十一年文光堂刊本,大文堂刊本,题署“玉茗堂原本”刊本,清初刊本。郑振铎、孙楷第均认为,此书实为明代无名氏所编,署名“邹元标”者,乃伪托。

  题署“玉茗堂原本”本,卷首有“岳武穆王精忠传”序,题署“吉水邹元标”撰。目录下题署“吉水邹元标编订”。每卷回数不等,卷一为十回,卷二、卷五各十一回,卷三、卷四、卷六各十二回。此本亦当据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删节归并、改编而成。熊本每则则目为七字单句,邹本改为每回七字偶句。熊本为八十则,邹本为六十八回。比之熊本的则目,邹本在回目中,或根据文中内容凭空增加一句,如熊本卷一“斡离不举兵南寇”,邹本作“斡离不举兵南寇宋徽宗让位太子”,熊本“宋徽钦北狩沙漠”,邹本作“宋徽钦北狩沙漠宋皇后自经驿中”,卷三熊本“洪皓持节使金国”,邹本作“洪皓奉旨使金国崔纵持节卒冷山”,卷八“秦桧矫诏杀岳飞”,邹本作“王氏画宇教秦桧秦桧矫诏杀岳飞”,熊本“效颦集东窗事犯”,邹本作“读经书小轩独酌效颦集东窗事犯”等等。或者邹本将熊本的两则合并为一回,如熊本“宋康王泥马渡江”、“岳鹏举辞家应募”两则在邹本中为一回,熊本“岳统制楚州解围”、“刘子羽议守四川”两则在邹本中为一回,熊本“岳飞访道月长老”、“下岳飞大理寺狱”并附属“周三畏鞫勘岳飞”共三则在邹本中为一回等等。经过如此改编,原本的八十则并为六十八回。

  邹本基本沿袭熊编原本的情节内容,惟字句有些出入。像秦桧遇疯魔行者、何立访道月长老、秦桧冥报、胡迪游历地狱等情节,于华玉编《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尽行删除,邹本却一一保留。与前述于本相比,邹本与熊本更接近。甚至可以说。邹本与熊本实为一本。邹本对熊本最大的改动为章节回目的调整。而前文说过,熊本在流传过程中,曾出现过诸多不同版本,各版本间亦有回数不一的情况。邹本明显脱胎于熊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甚至名字《岳武穆精忠传》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后期版本——天德堂本《岳武穆王精忠传》、萃锦堂本《武穆精忠传》、映秀堂本《岳鄂武穆王精忠传》的名字类似,相比起来,于华玉的《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与熊本的任何名字相去较远。从另一角度讲,邹本也可被视为单独一书。一来,邹本章节回目的调整幅度较大;二来,邹氏重新撰写序言,对岳飞之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说明编纂此书有其主导思路在内。二者都体现了编订者付出了精力和智慧,进行了再次创作。因此,将邹本《岳武穆精忠传》单列为一书,亦有一定合理性。

  明代另有岳飞故事短篇文言小说《续东窗事犯传》,分别被赵弼《效颦集》、《国色天香》收录,二本文字稍有出入。该文讲述士人胡迪不满秦桧享禄、岳飞冤死史实,指责阎王不公,后亲历地狱,眼见秦桧之流受尽阴惩、果报不爽事。此文后被熊大木收入《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并被邹元标《岳武穆精忠传》袭用。明末冯梦龙《古今小说》所录短篇白话小说《游酆都胡毋迪吟诗》演述同一题材。胡迪故事明代成型,为民众喜爱,后来成为说唱作品的热门题材。

  四、余论

  明前期深痛的“土木堡之变”和于谦身死败亡的政治局势与南宋初年时局颇为相似。于谦命运、性格与岳飞相似,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而最相似的还是二人功高名重、无故被戮的事实。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成化间,于谦冤案平反。弘治二年,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日旌功,有司岁时致祭。辑录岳飞事迹的《精忠录》本已有“旧板行”,弘治十四年又由镇守浙江的太监麦公重新刊刻,考虑到第一部演述岳飞生平的长篇传奇《东窗记》同样产生于弘治年间,时间之相近,应不完全是巧合。

  “土木堡之变”后,为激励人心,景泰元年,徐有贞请立汤阴岳飞庙,次年庙成,朝廷赐额:“精忠之庙”。建庙主管人汤阴教谕袁纯,搜辑有关岳飞及岳庙祀事文字,征集悼念岳飞诗文,类编成书,名日《精忠录》。笔者未见袁氏所编之本,但推测该本极有可能是弘治本《精忠录》与正德间李春芳重编《精忠录》的祖本。因为弘治本赵宽“后序”中曾提及该本乃据一旧刊本厘正而成,从题名雷同和内容相似可见,弘治本可能是从景泰间袁本而来。官方的提倡鼓励促成了《精忠录》的最初成型,此后,《精忠录》不断再版,并最终影响了熊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成书,进而促成了于氏《岳武穆尽忠报国传》、托名邹氏《岳武穆精忠传》成书。上述作品流变可被表示为:景泰本《精忠录》一弘治本《精忠录》一正德本《精忠录》~嘉靖本熊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一于氏《岳武穆尽忠报国传》、托名邹氏《岳武穆精忠传》。从上述作品流变的蛛丝马迹可以见出,政治时局、官方褒扬对作品产生起到直接促进作用。

  议论者多以宋事比明事,而在对时局无法畅所欲言之时,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则成为最好的做法,因此,南宋名将岳飞成了极佳的言志载体。在政治时局刺激下,官方之褒扬、民间之景仰、十人之推崇,相互呼应,共同作用,完成了有关岳飞的造神运动,随之而来的,则是岳飞故事作品的兴盛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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