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宗教与信仰问题的探索贯穿于约翰·厄普代克半个多世纪的创作。作为后“9·11”文学的代表作品，其2006年的小说《恐怖分子》也以宗教问题为切入点，从多视角描绘了一名在美国成长的穆斯林青年转变为一名恐怖分子的过程。当多数评论将视角聚焦于宗教与信仰问题时，本文从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出发，挖掘出足够的证据表明小说中男性角色对女性的负面印象，由此揭露男性角色的厌女情结和弥漫于社会的父权意识。由此，本文将《恐怖分子》定义为当今社会宣传父权意识的文学工具。

　　关键词：《恐怖分子》 女性主义批评 父权制

　　一、引言

　　《恐怖分子》发表于2006年，是约翰·厄普代克的第22部小说。作者将小说设置在一个名叫新普罗斯佩克特的多种族交融与多元文化特征显著的城市之中。在小说中，约翰·厄普代克让读者从恐怖分子的角度来了解恐怖袭击事件，尽全力探索一个完全正常的美国人决心参与到一项灾难性的阴谋之中的原因并且尽力理解这名正直、温和的信仰穆斯林教的少年自愿变成恐怖分子的心路历程。正是基于小说的如上特征，许多读者和评论家或将注意力转移到不同种族之间的激烈对抗之中；或是将视角聚焦于信仰与恐怖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之上。他们从社会、宗教、伦理、家庭等角度探寻在消费主义横行的当今社会产生恐怖主义的原因。

　　尽管小说的主线是一名年轻穆斯林的身份蜕变和心理成熟过程，本文却不能忽视在叙述中作者对女性角色的贬低性描写。以墨守成规的父权意识来判断，小说中的所有女性角色都有行为不羁的现象，并且男性角色也将自身的不幸经历归咎于身边女性的不当行为之上。因此，本文认为，《恐怖分子》意图通过对女性角色的直接且负面的描写和男性角色对女性的极度贬低之意，使父权意识得到了巩固。

　　在以下的部分中，本文将通过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得出如下结论：尽管小说中女性角色的信仰、种族以及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她们根本不是男性多舛命运的始作俑者；相反，她们都是死板的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压力。

　　二、艾哈迈德·马洛伊的男性至上思想

　　在小说中，两位主要的男性角色，艾哈迈德·马洛伊和杰克·利维，正是怀有男性至上意识的代表。

　　作为主人公，艾哈迈德经历着一种痛苦的转变：他从一名市中心中学的优秀高中毕业生转变成为一名意志坚定的发动恐怖袭击的自杀爆炸者。究其原因，除了他从原教旨主义角度对美国社会的腐败与堕落感到不满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对女性怀有厌恶甚至是仇恨之感，特别是对他的母亲特蕾莎·马洛伊。

　　艾哈迈德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充满了怨恨。他将自己那不令人满意的家庭与教育情况归结于母亲的不负责任。

　　事实上，在艾哈迈德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奥马尔·阿什玛威，逃离了美国；自此，艾哈迈德和他的母亲同舟与共，相依为命。但是，艾哈迈德总是忽视母亲在其成长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所做的努力，却将特蕾莎·马洛伊对其漠不关心当作了她的常态。艾哈迈德总是沉浸在一种虚无的幻想之中，认为他拥有一位出色的来自埃及的父亲；却刻意忽略了母亲因父亲突然离去所受到的极大的伤害。

　　尽管艾哈迈德的父亲从未履行过父亲的职责，他总是真诚地将父亲描绘成一位完美的偶像形象：“一个温暖的黑色身影……牙齿很白很整齐。嘴唇上有很小很整齐的胡髭。我爱干净的习惯来自他，我敢肯定。”（Updike，33）这段重视细节的描述充满了肯定的词汇。“身影”说明父亲形象是模糊的，表明艾哈迈德对他的父亲实质上是没有直接的、准确的记忆的；但是，艾哈迈德却确信他的良好的习惯，如“爱好干净的习惯”是从他亲生父亲那里遗传而来，而不是从他母亲日复一日的教导与积极影响中得到的。在艾哈迈德的心中，他那永远都可望而不可即的父亲的影响力是远远高于他日日都有所依赖的母亲的影响力的。这样的结论与拉曼·塞尔登认为“传统的男性至上的社会主张，父权制高于母权制”的观点（Selden，121）是一致的。尽管伴随着艾哈迈德成长的是特蕾莎，父权社会却有意削弱其作为母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反而更注重父亲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艾哈迈德从未与母亲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甚至他认为他“离开学校而且独立了，会成为艾哈迈德·阿什玛威”（Updike，34）而不是“艾哈迈德·马洛伊”。他想要随父姓的举动表明他是以父权社会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的。他非常重视他与那触不到的父亲之间的联系，却对母亲对其的照顾视而不见。对艾哈迈德而言，特蕾莎的努力与奉献在这个弥漫着男性至上意识的社会之中是可有可无的。

　　无可否认的是，由于护工繁重的工作以及对艺术创作的投入，特蕾莎·马洛伊并没有花费全部心血来照顾艾哈迈德。但是她对艾哈迈德的关心与爱护是真诚的。尽管特蕾莎的生活不令人满意，但是她仍然感激艾哈迈德对她生活的积极影响。因为她是这样本能地表达着自己对儿子的爱的：“孩子是妈妈生存的理由……如果不需要照顾你，我也许就会陷入自怜和坏习惯。”（Updike，236）她不仅将照顾艾哈迈德视为自己必须履行的责任，更将艾哈迈德视为她在困境中仍能保持向上的态度和不断自我完善的唯一动力。

　　但是，艾哈迈德对母亲的辛勤抚养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当他与朋友谈起自己的家庭环境时，他仅仅将特蕾莎对其成长的付出归纳成如同动物般的哺育水平：“我觉得在做母亲方面，她的天赋如同一只猫。母猫让小猫吃一会儿奶，然后就把它们当敌人看。我还不至于成长为我妈的敌人，但我已经长大到成了她漠不关心的对象。”（Updike，209）当艾哈迈德使用譬如“吃奶”、“敌人”和“漠不关心”一类的词语时，他就将母亲的角色限制于仅仅向孩子提供物质上的满足，而不提供任何心灵上的慰藉与支持的程度上。在艾哈迈德看来，向孩子提供足够的食物就等同于母亲任务的圆满完成；而使用“敌人”、“漠不关心”则表明母子之间的感情并不牢固，因为艾哈迈德对母亲不仅是失望，更有一定的恨意。事实上，艾哈迈德甚至认为母亲连向孩子提供物质支持的角色都没有扮演好。特蕾莎在经济方面不能继续支持艾哈迈德深造都使得艾哈迈德非常失望，他是这样向辅导员杰克·利维抱怨的：“我们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大学的开销。”（Updike，37）但是，艾哈迈德却从来不指责他父亲未尽一丝的父亲职责以及冷酷可耻的抛弃母子二人的行为。这是因为在其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对父亲形象的积极印象；因此无论现实如何残酷，艾哈迈德仍然愿意无条件地支持父亲的任何行为。这正是严酷的父权制度所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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