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专有项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成为翻译研究的一大难题。本文以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为理论指导，对《鲁迅小说选》杨宪益译本中中国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进行了详细分析，试图为中国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提供一些参照，以达到促进中国文化传播及增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中国文化专有项 目的论 翻译策略 鲁迅小说选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由于各国文化在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审美情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各国语言中包含着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独特文化内涵的表达方式，即文化专有项。文化差异是造成文化专有项翻译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也是文化的交流。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如何将大量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专有项翻译成适当的英语，对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二、目的论简述

　　以人类行动理论、现代交际理论、接受美学、语篇语用学为理论来源，历经赖斯、弗米尔、曼塔莉和诺德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最具影响的翻译学派，而翻译目的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核心理论，因此功能派翻译理论常被称为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

　　弗米尔把翻译界定为一种有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它既涉及语言又涉及文化的转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遵循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首要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都从属于目的原则，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选择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以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

　　诺德将译文按其交际功能分为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文献型翻译是对源文作者和源语文本读者间在源语文化中的交际所作的“文献记录”，源语文化特色在译文中保持不变，翻译方式无需根据目的语境作出调整。工具型翻译的目的是在译语文化中实现新的交际功能，即译文要在译语文化里的一次新的交际行动中充当独立的信息传递工具，译文根据自身目的对源文作出调整。这两种翻译模式更为全面，更为包容，更为开放，为译者提供了更为实用的翻译策略指导。[1]

　　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思想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作翻译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离骚》等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及巴金、鲁迅等现当代文学大家的作品，同时也将许多西方优秀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的窗口。杨氏夫妇的译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2]

　　从杨氏夫妇的翻译实践不难看出，他们的翻译目的就是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向西方传输中国文化，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弘扬中国文化，加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杨宪益曾在《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中提到，翻译的标准就是“信、达、雅”，“信”和“达”则是缺一不可，对原作的内容不许增减。由此可见，杨宪益坚持“忠实”是翻译的第一要义，翻译的时候不能做过多的解释，以忠实的翻译“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3]

　　基于以上的翻译目的和翻译原则，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中国文化专有项时，采用了文献型翻译为主，工具型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

　　四、《鲁迅小说选》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其中包含了大量中国文化专有项，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鲁迅小说选》中收录了《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堪称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为达到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杨氏夫妇在翻译《鲁迅小说选》中的文化专有项时，主要采用了文献型翻译的方法，如音译、直译、解释，从形式和内容上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做到形神兼备，同时用意译和替代等工具型翻译方法作为必要的补充，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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