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78年以后，中国迈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文艺界万象更新，生机勃勃。农村题材话剧创作在复苏的同时，不再满足于戏剧舞台的政治教化功能，新的时代审美需求呼唤着农村剧在内容上呈现多样化的特色，农村题材话剧正在酝酿一场新时期的伟大突破。本文通过对“曹禺戏剧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分析，总结新时期农村题材话剧在剧本本体上呈现的艺术特征。

　　关键词：新时期 农村题材 艺术特征

　　1994年，戏剧界创办了“曹禺戏剧文学奖”，这是对20世纪80年代全国优秀剧本奖的传承和发展，评奖对象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评奖标准普遍代表了新时期我国戏剧创作的较高水准。通过“曹禺戏剧文学奖”的参选和获奖作品，我们大致可以窥见中国当代话剧创作的整体面貌：主流是表现改革开放后的现代生活，历史剧创作引人注目，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现象也十分突出；既不缺乏与主流意识形态贴得非常紧的主旋律创作，也不乏表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渲染人间温情的诗意之作。新时期以来，有不少农村题材话剧成为获奖作品，如80年代的《狗儿爷涅■》《红白喜事》《田野又是青纱帐》，90年代的《北京往北是北大荒》《水下村庄》，新世纪的《黄土瑶》《郭双印连他乡党》等。

　　“曹禺戏剧文学奖”评判的首要标准，即剧本的好坏。剧本是一种文学形式，主要由台词和舞台指示组成，其思想和生活内容是话剧艺术的创作灵魂和生命源泉。一部优秀的作品，离不开好的剧本作为支撑。对于农村题材而言，好的剧本就是在内容上为农民立传，在人物上为农民塑像，在思想上为乡土铸魂，在叙事上力求创新，在意义上为时代存真、为国家分忧等。这些获奖作品的剧本，基本符合了以下三个重要条件。

　　一、内容契合时代主题，反映现实诉求 新时期以来，“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关注，农村话剧抓紧时代脉搏，一方面力求深入反映农民的现实困境和精神欲求，它穿越了乡村生活与农民主体的深层结构，在传统与现代的风雨更迭中努力铸造农民阶层的时代之魂，积极促成了传统人格的现代化转换；另一方面注意深情剖析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复杂关系，抒写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和特殊情感，在农民与土地之间关系的变迁中去关照“离土”的迫切与“守土”的艰难，以及“返土”后的回归和奋起。譬如，20世纪80年代经典农村题材话剧《狗儿爷涅■》，以狗儿爷与土地的关系为核心，讲述了一个农民因土地发家，又因土地发疯的坎坷一生，表达了他对于土地的理想和憧憬。该剧意在关注农民命运，挖掘其小农意识的劣根性，反映了建国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社会、政治、历史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狗儿爷本名陈贺祥，因其父为赢得两亩地与人打赌，吞下一条小狗而死。“狗儿爷”这个暗含心酸与屈辱的诨名便成了他的称呼，也预示着他“子承父业”的悲剧性命运。狗儿爷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更多的土地，成为一个大地主。早年他在地主祁家当长工，战争年代他为了守着祁家土地不肯逃命，舍妻弃子，以不顾自己与妻子生命为代价企盼获得这些土地。可命运往往捉弄人，战后祁家人回来了，夺回了他誓死捍卫的土地。本来解放后分地主财产的政策使他看到了重获土地的希望，可合作化运动私产充公的开始，又让他的土地梦再次破灭，满心的不甘和委屈竟迫使他变得疯癫，直到“文革”后财产被归还时，狗儿爷才清醒过来。这个漫长而复杂的心路历程淋漓尽致地反映了社会变革之下土地政策对农民的深刻影响，也彰显了土地对于农民生产生活的极端重要性。

　　再如，话剧《田野又是青纱帐》（以下简称《田》）《郭双印连他乡党》（以下简称《郭》）等保持了农村剧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继续反映和记录农村改革的新变化和新风貌。《田野又是青纱帐》记录了三棵柳屯的村民们一天的生活，表现了接触到新思想的农民致力于改革，却在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的潜在势力下束缚了双手，暂缓了脚步，表达了对农村改革之路困境重重的忧虑。与《田》剧不同的是，《郭》剧中的村支书郭双印有了主动改变农村现状，带领村民们摆脱自然贫困而艰苦奋斗的自醒和坚持，并且还具备了集体抗争的意识，这是极大的超越和进步。尽管结局是悲剧性的，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和跨越都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给农民带来的思想观念的震动和变化尤为明显，从“农民贫困时该放弃什么，富裕后该坚守什么”的时代精神高度，去塑造农民的灵魂和构建他们的精神家园，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这些优秀的农村题材话剧，都是曹禺戏剧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之所以获奖，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深刻的主题思想和丰富的现实意义，能够真正触及农民的精神世界，表现和诉说农民疾苦和生存压力，同时它能够彰显一种不服输、不怕苦、积极奋斗的正能量，也向大众传递了真善美的人格魅力，通过强烈的矛盾斗争表现的不只是戏剧的吸引力，更是人性的伟大光辉。

　　二、叙事手法力求创新，风格不拘一格 新时期以来，在向话剧艺术本体的回归过程中，中国实验话剧登上了历史舞台。首先，其主题不再集中于对生活层面矛盾的复现，而是深入人的心灵，以表现人的自我迷失、对自我的寻找以及对灵魂的诘问为主，偏重哲理性的反思。其次，为配合主题的表现，叙事结构常打破常规顺序，使用插叙、倒叙等方式；叙事空间从单一的过渡变成了复杂的交织，呈现多重时空，它尽力发挥戏剧的假定性，在自由转换的时空中将心理意识外化。从“曹禺戏剧文学奖”获奖的优秀作品中不难看出，农村题材话剧即是如此，正朝着实验话剧的路子摸索和尝试着。

　　上文提到的《狗儿爷涅■》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该剧讲述了狗儿爷一生命运的悲欢，跨越了

　　四十年的历史风云，这样漫长时空的展示和过渡需要找到一个巧妙的叙事方法，否则很难凸显它的戏剧矛盾和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因此，刘锦云受到英国戏剧《上帝的宠儿》的启发，戏从结尾开始，回叙整个过程，又回到结尾。狗儿爷一开场就要烧门楼，在划开火柴的那一刹那，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从火光中开始了他的想象。在他的想象里，地主祁永年出现了，从两个人的对话开始，回忆他的大半生，最后又回到门楼前结束。更加值得一提的是，祁永年是以鬼魂的形态出现，这便产生了现实时空之外的心理时空，打破了固有的时空观念，将虚实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再者，为突出人物心理，集中戏剧矛盾，刘锦云借鉴《雷雨》，将悲与喜的复杂情绪成功地安排在一场戏里。如“冯金花改嫁”这场戏，狗儿爷的媳妇冯金花要改嫁，而狗儿爷却疯疯癫癫的，一心沉浸在旧日时光里。这一悲一喜，造成了强烈的戏剧反差，使劲揉搓了观众的欣赏心理，让观众在又哭又笑之中得到宣泄和满足。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在舞台上讲故事、完成叙事，而是要致力于营造强烈的场面，把人物内心的纠结处理到极致。

　　三、人物形象典型塑造，专为农民代言 任何一部戏剧创作，都离不开人物。农村题材话剧要想为农村立传，首先是要为农民塑像，塑造能够代表农民群体心声和状态的典型人物，自然离不开对农民本体的思考，即对中国农村社会、对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进行准确、客观、全面的了解和理解。人物的塑造是否成功，也直接影响到农村剧创作的艺术水准和思想内涵。典型人物不同于一般角色，它是创作者结合自身生活体验和创作经验，创造出的具有鲜明个性，又能反映社会问题、揭示社会本质的某些方面的艺术形象。就农村题材话剧而言，塑造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人物，实则就是用某一个农民形象代表千千万万的农民群体诉说心声，表达内心最隐晦、最深刻的内容。

　　典型人物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一般在优秀的剧作中都能看到。例如在《古塔街》里，既有在五十年漫长凄苦的岁月中默默苦守着爱情的拾破烂老妇闭月花，还有一位对情人深笃思念、在毫无希望的期许中漫长等待的痴傻民间艺人段傻子，同时又有一位从不抱怨命运的达观得近似酸刻的残疾修鞋匠神瘸子等，为我们拉开了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群像。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在残酷野蛮的人生经历中，阅尽人间沧桑，看破各种真假美丑，仍然保留着一片温馨淳朴的天性。他们虽是旧社会的农民形象，尽管没有进步的思想，但依旧能够自主地选择和坚持内心想要争取的东西，即使结果未遂，也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对道德和情感的坚守。这样的人物形象充满独特的个性，且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和普世价值。他们身上交织着传统观念的落后性和时代更迭带来的进步性，也许这种进步是集体无意识的，但对观人的启示是长久的。就好比鲁迅先生作品里的祥林嫂、阿Q等被人们广为熟悉的农民形象，即使存在他们自身的局限性，但其特有的个性特点和命运遭遇令观众印象深刻，在对时代的讽刺和国民性的反思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些鲜活丰富的人物形象，才使观众永远记住了他们，记住了这些剧作。由此可见，一部剧要想成功，并能够载入话剧历史史册，是需要厚实的人物内涵做支撑的。从这些获奖作品中，我们不禁发现，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深入人心的角色呈现，并在剧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推动整部剧的情节发展。

　　总之，农村题材话剧要想真正发挥其艺术功能，必须在剧本本体上下功夫，不能一味地追逐市场，以夸大事实和制造笑料吸引眼球，赢得观众。遵守农村话剧的创作规律，是对所有剧作者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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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薛晋文.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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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董健，马俊山著.戏剧艺术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 刘彦君，廖奔.戏剧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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