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母体”是杰克·伦敦自孩提时代起的追求。起初，他“做苦力”，认为“做苦力”是爬上社会大厦，脱离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母体”的“梯子”。他十一岁开始打零工，贴补家用。“天还未亮时，他就起来去批报纸，然后沿一定的路线派送；下学后他送另外一路……星期六他也在冰车上工作，夜间和星期日在球场立九柱戏的小柱……”十三岁小学毕业后继

　　续送报，夜间在奥克兰的街上卖报，并且从事他所能找到的任何额外工作。十四岁进奥克兰罐头厂当童工。“他在那里每小时收入一角钱。每天最短的工作时间是十小时；有时他工作十八到二十个小时。有时一连几个星期，他从来没在十一点以前停过工。”杰克·伦敦发现做苦力不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他还是处于社会大厦底层，仍受制于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母亲”，因为此时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母亲”的地位如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学说中“父亲”的地位。杰克·伦敦以前做苦力只不过是为了“取悦‘母亲’”，他实际上未得到任何能证明自己力量的东西，他没有任何安全感和力量感。他的安全感和力量感焦虑体现在精神孤独上。他说“我是西奥克兰街头帮派的一员……然而虽然我总和那些人相处在一起，我很会交际，遇到事时也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我从未全身心地投入。我总是很孤独，就像一位新人”。

　　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母亲”对杰克·伦敦实行“阉割”，他没有具有男性力量的人的认同，他缺乏成长中男孩力量体验的源泉。作为这种力量缺乏的替代，他只有屈从于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母亲”的威严。起初

　　杰克·伦敦依照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母亲”的价值标准判断自己的“存在意义”，但是艰难地度过冗长的岁月后，他对“母亲”的价值标准产生怀疑并油生恨意。“他问自己，做一个劳动畜生，是否是人生的意义……他觉得做工是可憎的，他反对做工。他想知道，当周围的青年男女心平气和地接受他们的命运时，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地憎恶做工。”虽然杰克·伦敦达到了“母亲”的期

　　望——凭苦力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但内心却对“母亲”进行反抗，这种反抗表现在他对航海的渴望。他认为航海可以“逃避可憎的苦工而依然维持他的家庭”，可以让他“醉心于传奇与冒险，梦想旷野人间的旷野生活”。在航海那里，“人生是伟大的”，有“反抗精神的鼓舞，冒险传奇的颂扬”。航海是杰克·伦敦追求生命自由的一种方式，看书则是他追求灵魂自由的一种方式，因此，“在夜间，当他离开舵轮时，当全舱的人鼾声大作时，他就自自然然地回到另外一种生活，把一本书靠在船头的钢壁上，用一只手拿着灯芯的碟子，用另一只手翻书，读到天亮”。在经历了艰难的苦力生活及流浪生活之后，杰克·伦敦发现自己的境况并未改变，他“处在社会的底层……仍在深渊中”，他明白“生活就是生计……出卖肌肉的人将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并悲惨地死去……出卖脑力者五、六十岁时……其商品价值超越以往”，他“决定不再出卖肌肉，并成为一个脑力商贩”。

　　此后，杰克·伦敦开始追求知识，立志成为一个小说家。但追求知识，成为小说家对杰克·伦敦来说并不是一条坦途，因为工人阶级下层社会的贫困总在撕扯着他。他不得不经常放下手中的笔，出去干体力活维持生计。为了坚持写作，他什么活都愿意干。一方面要维持生计，抵制工人阶级下层社会的撕扯，一方面要坚持写作，杰克·伦敦面临诸多困境，但他像俄瑞斯忒斯一样，尽力“拿起武器反对无边大海般的困境”，为获得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由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他每天不断地写作十五个钟头，一天跟着一天，写成大量的论文、科学的和社会学的小册子、短篇小说、诙谐诗、无韵诗、长篇四行史诗”。

　　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是扼杀人潜能的专横、权威主义的象征。杰克·伦敦与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斗争的本质是其反对压制其成长与自由的权威力量的斗争。“弗洛伊德认为，父亲与儿子之间存在冲突——父亲将竭力放逐儿子，夺走他的力量，要‘阉割’他的儿子；而儿子像俄狄浦斯一样，杀死他父亲以获得他自己存在的权利。”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母亲”就是象征权威、法律的“父亲”，她夺走杰克·伦敦的力量，“阉割”他，是杰克·伦敦成长为独立个体的阻碍。杰克·伦敦只有摆脱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母亲”的束缚时，他才能使用自己的力量来发展作为一个人的自我。

　　“成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斗争通常会带来相当大的焦虑，有时会带来某种真实的恐惧。那些为脱离这些束缚而进行斗争的人会经历可怕的情绪不安和冲突……当个体已经不能在先前的发展阶段中成长时，这种斗争就会以一种非常严重的形式呈现出来；而最终的脱离就会更具创伤性、更彻底。”在杰克·伦敦出卖脑力，转向写作以摆脱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时，他确实经历了焦虑与恐惧，因为他的脑力商品没有市场，他害怕又沦为出卖苦力的“劳动畜生”。为了能在文学市场站住脚，他挨饿受冻，“独自在黑暗中作战”。他大量阅读别人的作品，研究成名作家遣词造句的风格，以及他们表达情感、传递思想的有效手段等等。他“为练习流畅而写诗；为了掌握现代的笔调而读各式各样的小说”，“他研究各杂志上畅行无阻的通俗小说，找出其诀窍”，他“学习和模仿‘杂志小说’最流行的方式，研究何种主题能够进入文学市场，何种技巧风格能适合他们的目的”。

　　经过一系列的抗争，杰克·伦敦脱离了工人阶级下层社会，跻身于他所说的社会大厦。但当他置身其中时，幻灭随之而来。他说：“我发现上层社会的女人虽衣着鲜丽但虚伪自私……上层社会的男人虽高贵纯洁但缺乏生气……我发现我不喜欢生活在上层社会……我精神上和道德上都生病了。”上层社会并不是杰克·伦敦所追求的“伊甸园”，它其实如工人阶级下层社会一样，也是他成长为一个独立个体的阻碍。失去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母亲”的庇护，又未被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接纳，杰克·伦敦处于矛盾痛苦之中。杰克·伦敦的幻灭感及矛盾痛苦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主人公马丁·伊登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当时他可以为，他们活动、生活的圈子简直是不折不扣的天堂乐园……如今……去寻找那失去的天堂乐园。他没有找到新的，如今可连那个旧的也找不到着了。”杰克·伦敦所产生的幻灭感源于他未割断的心理脐带。摆脱工人阶级下层社会只是割断了生理脐带。因此，杰克·伦敦不论是在工人阶级下层社会还是资产阶级上层社会都未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都未找到归宿感，“像马丁·伊登及沃尔夫·拉尔森一样，他感觉没有根，像抛在岩石上的种子”。

　　“在所有人的发展中，这种权威主义的问题逐渐地变为内在的：这个个体的成长接受了这些规则，并把它们植入了他自身之中，而他整个一生都倾向于表现得好像他仍然在与那些奴役他的原初力量作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变成一种内在的冲突。”“对于那些已经开始重新发现自我的成年人来说，这场战斗主要是一场内在的战斗。”在杰克·伦敦为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作斗争的过程中，他逐渐接受了强势的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母亲”所施加的一些规则──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文化。这些文化不断对其“自我形塑”施加影响，所以他一生看似在与工人阶级下层社会作斗争，实则是与受工人阶级文化影响形成的自我作斗争，以建立“新自我”。杰克·伦敦的“新自我”既与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有内在联系，也与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相关，是“理想自我”，它存在于天堂乐园——“伊甸园”中。杰克·伦敦最终归于田园生活。田园即他所追求的“伊甸园”，是其“理想自我”的栖息地。

　　四、结语

　　杰克·伦敦想从社会底层爬到社会大厦，即上层社会，是其身份认同的一种渴望，他担心被“阉割”，丧失话语权，因此他要得到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父亲”的认同，获取一个“父名”。一方面是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父亲”认同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对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母亲”的“依恋”，这种矛盾心态使得杰克·伦敦永远处在“父亲—母亲”的夹缝中，“父母关系”的不和谐，影响了杰克·伦敦一生。他自己一直在为不断调和“父母关系”而斗争，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天堂”，在这个“天堂”，“父母”不再对立，他的自我不再放逐。回归田园是其调和的结果，保持自我的独立，既不受制于“母亲”，也不屈服于“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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