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文吏”，是指能够胜任治狱职责的官吏，法律素养必不可少。试笺奏，在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应举者依据法律规范处理各项行政事务的能力。阳嘉新制中“文吏能笺奏”的改革，在考试内容、察举程序与选任方式上都有所调整，力求察举名副其实。
三
秦汉时期，“明法”选任为法律人才铺就了出仕、迁任的路径。阎步克先生认为秦王朝行政依赖于“法吏”、“狱吏”，而汉代行政则由儒生、文吏共同承担，这种观点颇具启发意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进一步探讨“明法”标准的调整情况，从而深入分析秦汉时期法律人才的政治定位与社会期许的变化，以及由此对“明法”选任制度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商鞅变法以降，秦国统治者推行“任法而治”，当是时，“明法”包含了通晓法家学说与商君之法二端，由此“明法”者的范围从倡导法家学说的政治家扩大到处理日常管理事务的各级官吏。基于国家行政的需要，荐举制、世官制、吏师制、考课制、征召制，都将“明法”作为一项选官标准。
“明法”选任在秦统一前后经历了一个较为特殊的发展阶段。秦国在兼并战争获得阶段性胜利后，就将其统治模式推行到其统治区域内。睡虎地出土的《语书》中，郡守腾在秦并南郡不久就发布地方政令，强调“凡法律令者，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墓主喜在秦王政时期，先后出任过安陆令史、鄢令史，县级属吏随葬的律文却计有《秦律十八种》125条、《效律》22条、《秦律杂抄》27条、《法律答问》、《封诊式》等。可见，秦国地方机构由行政长官在郡县推行“以法为教”，县属令史也掌握大量涉及行政管理的法律知识。统一六国后，其行政也延续了“事皆决于法”的法家统治模式，尚严酷，“以任刀笔之吏”。通晓法律的“刀笔吏”与“学室”弟子中的“明法”者分别成为国家选用与培养的人才，使法家“一断于法”的政治理念被推向极致。
西汉初年，虽然黄老之学倡导“无为而治”，但“萧规曹随”的统治形式基本沿用了秦代法家的模式。尤其是“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景帝“不任儒者”，都为“明法”者仕宦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如文帝诏书中提出“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景帝在诏令中言“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在法律人才选用上，文帝时吴公以“治平”出任廷尉，同样出任廷尉的张释之，坚持法信于民，以持议平为天下所称道。引导“明法”标准从“文无害”转向“治平”，实际上对法家崇尚严刑峻法的价值观进行了修补，这不能不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汉武帝以降，统治思想从黄老无为转变为“霸王道杂之”，霸道用律，王道用经。随着“明法科”的设置，加之宣帝于地节三年（前67）设置廷尉平，地节四年诏令丞相御史以“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以及皇帝征召、世官制度、吏师制度、考课制度中的“明法”选任途径，共同构成了“明法”选任体制。选任标准也以“通晓法令”、“明习文法”取代了申、商、韩非之学。成帝时薛宣提出的“吏道以法令为师”与秦墓出土《为吏之道》中以是否“明法律令”作为衡量官吏“良”、“恶”的标准，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从选任“四辞八奏”到“廷尉正、监、平”，再到“治狱平”、“文吏课笺奏”，“明法”由官吏的基本素养下降为断狱决疑、处理行政公文的职务技能，从而导致了法律人才的政治定位和社会期许由富国强兵的革新者，一变而成为统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再变而降为处理法律事务和行政程式的吏员，削弱了“明法”标准在官吏仕宦中的影响。但是“明法”选任提供的法律人才通常在行政中发挥的作用，往往是诸生或其他学问的传习者以及以品行见称者所不能企及的，反映出“明法”者在秦汉行政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秦汉时期“明法”选任形成如下认识。
其一，“明法”选任囊括了秦汉时期法律人才的培养、考核、任命一系列建制。在人才培养方面，“明法”官吏家庭与学室、吏职分别承担了部分法律教育的责任，世官制度下的“明法”选任、吏师制度下的“明法”选任以及官吏试守制度，将法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明法”选任途径与科目对法律传习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这些共同促成了秦汉时期法律在官学与私学教育上的兴盛。在人才考核方面，学室的考试制度，“明法”课最与功劳累积，以及“明法”科目中的考选，对法律人才的知识与能力进行了综合的考察，将考核制度与选任制度合而为一，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选用能够名副其实。在人才任命方面，“明法”选任由属吏辟除、考课迁任、察举征辟科目的选任共同组成。“明法”选任制度构成的丰富，是秦汉时期官制发达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秦汉时期统治者非常重视法律人才的选用，通过各种制度保证法律人才顺利入仕、升迁。
其二，“明法”选任制度是秦汉日常行政管理的新陈代谢机制。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各项行政事务被纳入到法律的规范之下，通过“明法”标准选用法律人才，可以有效地维护统治机构的正常运作。在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更是将“明法”作为官吏选任的唯一标准。西汉初年，基本承袭了秦代的统治模式，“事断于法”成为官吏通法仕宦的前提。汉武帝以后，推行“霸王道杂之”的路线，法律的权威性受到经义的冲击，“明法”选任也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明经”选任的影响。尽管如此，“明法”选任并未被废止，反而与“明经”选任并行，这进一步说明“明法”者解决行政事务的能力不容小觑，“明法”选任依然发挥选贤任能的作用。秦汉时期，正是通过“明法”选任，促成了法律人才的有效流动，由此对行政机构的运行与统治秩序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三，秦汉“明法”选任制度发展的趋势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秦汉时期，“明法”选任的兴起，是商鞅变法的产物。汉武帝以后，“明法”选任在发展进程中就遇到了诸多问题，分别是“明法”价值观的二元化，文法吏价值取向的功利化，法律知识的技能化，以及选官标准多样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根源，是秦汉时期统治模式的震荡与调整。为了契合政治需要，“明法”选任的标准适时进行改进，选任的范围日益受到限制，选任的颓势已经逐步显现。除了“明法”选任在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统治形势的巨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进程。西汉后期法律人才不仕莽朝尚可归结为暂时现象，但是到东汉后期，王朝统治江河日下，统治秩序濒临崩溃，法律以及其他各项维护统治的工具都失去应有的效用，进一步加剧了“明法”选任制度的衰落。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形成了以“明法”为标准的选举、任官制度，分为以“明法”为科目的选任制度与以“明法”为标准的非“明法科”选任制度两种。受到统治思想与统治模式的影响，“明法”标准由官吏必备的素质调整为文吏的基本技能，法律人才的政治定位与社会期许随之变化。尽管如此，“明法”选任制度将法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促成了法律人才的有效流动，对行政机构的运行与统治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为后世引以为鉴。
注释
①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第813-814页。②⑦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4—65页。③方北辰：《两汉的“四行”与“四科”考》，《文史》第23辑，中华书局，1985年。④阎步克：《汉代选官之“四科”标准的性质》，《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5期。⑤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增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页。⑥陈蔚松：《汉代的考选制度》，湖北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43，87，88页。⑧班固：《汉书》卷八九《循吏传》，中华书局，1996年，第3629页。⑨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34页。⑩班固：《汉书》卷八三《薛宣传》，中华书局，1996年，第3394页。范晔：《后汉书》卷四六《郭陈列传》，中华书局，2001年，第1555页。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1996年，第127页。《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公孙弘“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文学，“征以贤良为博士”。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2949页。《汉书·王尊传》记载：王尊“能史书”，“年十三，求为狱小吏”，后曾任“郡决曹史”，元帝初元时举直言。班固：《汉书》卷七六《赵尹韩张两王传》，中华书局，1996年，第3227页。于凌：《举贤良与汉代政治·附表二》，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231页。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3137页。班固：《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中华书局，1996年，第3041，3042页。范晔：《后汉书》卷二〇《王霸列传》及注引《东观记》，中华书局，2001年，第734页。班固：《汉书》卷九〇《酷吏传》，中华书局，1996年，第3667、3651页。班固：《汉书》卷六〇《杜周传》，中华书局，1996年，第2661，2662页。范晔：《后汉书》卷四六《郭陈列传》，中华书局，2001年，第1546页。范晔：《后汉书》卷四六《郭陈列传》，中华书局，2001年，第1547，1548，1555页。《二年律令·史律》简474：“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佴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简475—476：“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史，大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最一人以为尚书卒史”。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0—81页。邢义田：《秦汉的律令学》，《秦汉史论稿》，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张金光：《学吏制度——兼与汉比较》，《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司马迁：《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2491页。班固：《汉书》卷八九《循吏传》，中华书局，1996年，第3625页。班固：《汉书》卷五一《路温舒传》，中华书局，1996年，第2367页。班固：《汉书》卷七六《尹翁归传》，中华书局，1996年，第3206页。司马迁：《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2491页。范晔：《后汉书》卷一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中华书局，2001年，第556页。班固：《汉书》卷七四《丙吉传》，中华书局，1996年，第3142页。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68—69、125、68页。范晔：《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及注，中华书局，2001年，第177页。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96年，第197页。班固：《汉书》卷一二《平帝纪》，中华书局，1996年，第355页。范晔：《后汉书》卷六《顺帝纪》，中华书局，2001年，第261页。阎步克：《汉代选官之“四科”标准的性质》，《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5期。《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5页。班固：《汉书》卷五〇《张释之传》，中华书局，1996年，第2308页。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3117页。司马迁：《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99年，第418页。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中华书局，1996年，第148页。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中华书局，1996年，第250、253页。班固：《汉书》卷八三《朱博传》，中华书局，1996年，第3397页。“明法”价值观的二元化，具体指“霸道”与“王道”。据《后汉书》记载，平帝时王莽辅政，这一时期“世好文法”的王霸、“好申、韩法”的樊晔、明法的郭贺都不仕莽朝。尤其是据《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宠列传》记载，陈咸，“平帝时，王莽辅政，多改汉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吕宽事诛不附己者何武、鲍宣等”，“即乞骸骨去职”，“及莽篡位，召咸以为掌寇大夫，谢病不肯应。时三子参、丰、钦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其后莽复征咸，遂称病笃。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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