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对苏格兰历史上狂热的盟约派信徒的态度向来模棱两可，既敬重其信仰的坚定又忌惮其狂热造成的动荡局势。迪恩斯的角色与《清教徒》中的修墓老人类似，寓意了传统的终结。迪恩斯的清教徒立场与分裂、狂热、暴力的联系，是他被女儿视为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无法对形势做出合理判断的根本原因。司各特在提高珍妮的决策能力的同时，实际上削弱了父亲的权威和功能，将其贬低到象征性的地位——无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只能起到祝福、祈祷平安的作用。

　　（二）丈夫的形象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提到教育问题时曾指出，女性“被教导着像奴隶似的服从于父母，就为将来做婚姻的努力做好了准备”{9}。对当时的女性而言，未来的归宿和依靠只有一个，那就是婚姻和丈夫。但是，鲁本·巴特勒无论是作为恋人还是丈夫，都并未真正承担起保护妻子、养家糊口的责任。巴特勒的出场伴随着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关于法律、拉丁文、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对话，与迪恩斯吹嘘盟约派的教条一样，无法解决真正的现实问题——拯救艾菲。

　　司各特开始花费笔墨刻画巴特勒的形象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病弱形象——脸色苍白、身体瘦弱、多疑多虑，无法抗拒任何暴力威胁。尽管司各特不忘贬低珍妮的智力来衬托巴特勒的聪慧，但巴特勒的病弱形象显然是他刻意塑造的，以此突出珍妮健壮的体魄、坚韧的精神足以胜任将来的伦敦之行。在这里，性别角色的颠倒说明司各特决意将珍妮塑造成“苏格兰民族精神的代表”，必然要表现其坚韧、强壮、理智的优点。鉴于珍妮是个“传统的姑娘”，艾菲的杀婴罪危机到来之时，珍妮也立刻想到了两个男性，一位是父亲，另一位就是巴特勒。然而，老迪恩斯伤心病倒，鲁本·巴特勒则持续低烧，“要把身子拖到以劳役换取当天的面包的地方几乎都办不到。”他非但不能代替或陪伴珍妮前往伦敦，也不能给予任何经济上的支持，还要靠珍妮偷偷放下的几块钱生存。

　　巴特勒的无能为力与老迪恩斯类似，是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的弱化。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对苏格兰的现在与未来也无法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而只能作为“女英雄”珍妮的陪衬。

　　（三）反叛者的形象

　　与迪恩斯的清教信仰、巴特勒的病弱躯体不同，斯汤顿是激情驱使下完全失去道德观，不但损害了女性的肉体与精神，更是对苏格兰社会的稳定性产生极大危害的形象。司各特在波蒂厄斯暴乱的真实历史事件中增加了一个细节，即斯汤顿化妆成玛吉野火参与劫狱，试图救出艾菲。斯汤顿的第一次露面是男扮女装，是巴特勒眼中活跃积极的、雌雄莫辨的“女英雄”。但是，斯汤顿的“英雄”形象首先因他的装扮遭到解构，因为司各特作品中的英雄，罗伯（《红酋罗伯》）、弗格斯（《威弗莱》）等人都不会身着女装，性别身份的稳定性是其成为男性英雄的重要因素；其次，他们参与暴力反抗通常寻求的是高尚的目标——苏格兰独立。而斯汤顿却是一场非法骚乱的主角，一场“英雄”救美失败的主角，削弱了其成为英雄的可能性。在作品中，斯汤顿几乎从来不敢公开露面，也未能从劫狱行动中救走艾菲，甚至试图采用暴力威胁珍妮。相比之下，珍妮镇定自若、临危不惧，坚持前往伦敦为妹妹求情，并最终成功的一系列行为，将出身高贵、思想堕落的斯汤顿置于“假英雄”的境地。

　　珍妮在与生命中最重要的男性——父亲、丈夫、妹夫——的对比中，表现出一个女英雄的面貌，实则削弱了男性在苏格兰社会中的地位。与之相对应的，苏格兰相对较为独立的司法、教会的权威，就面临着女性的挑战。

　　四、女英雄弱化了教会和司法的地位

　　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组成联合王国之后，原本行使政府决策功能、象征苏格兰政治独立的议会被取缔，转而在英国议会中为苏格兰议员保留了一定数目的席位。苏格兰教会和苏格兰法律成为联合之后苏格兰王国重要的民族象征。然而，珍妮的伦敦之行，同时还意味着长老会和苏格兰法律在政治上的无能。当女性承担起教会和法律原本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将重要的民族特征（苏格兰教会和法律的独立地位）道德化了。

　　长老会曾经在苏格兰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联合以来，由于司法过多介入教会事务，苏格兰教会面临分裂。但也有学者认为，18世纪以来苏格兰的长老会顺应了联合的趋势，放弃了苏格兰的统治权。{10}《密得洛西恩监狱》中，司各特对此予以了形象的描绘。当伦敦政府强迫苏格兰牧师在布道前宣读镇压波蒂厄斯叛乱者的法令时，大家虽群情激奋地认为，“凡属公众礼拜方面的事情，只有教会大会才有绝对的权力做出规定；在苏格兰的教坛上，即使用上议院的大主教的名义来宣布什么，也等于承认主教统治制；而立法机关的禁令更无异于政府当局对长老会的jus divinum（神权）的干预”。面对国会法令的干预，苏格兰教会却并未真正做出有力或有效的应对。至少在司各特笔下，缺乏这些应对的例证。他反复强调老迪恩斯如何顽固、傲慢地在私人生活中自恃“最纯真的苏格兰教会的唯一代表”，实则讽刺了以迪恩斯为代表的清教徒的迂腐、可笑。父亲在珍妮的一生中原本是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的指导者，与教会在民众的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地位相当。父亲面对道德问题时表现出的缺陷（伪证）表明他已经失去了威信。无论是老迪恩斯个人面对女儿艾菲的问题，还是苏格兰教会面临伦敦政府法令，都表现出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伦敦政府最终取消高压政策的法令（牧师布道前宣读镇压法令），是珍妮向卡洛琳王后请求赦免妹妹时的一个附带后果（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珍妮承担了教会应该承担的拯救的职责，实际上削弱了教会的功能。但是，由于珍妮缺乏支持詹姆士党的女英雄的男性化特质，她的行为仅有道德意义。通过她的行为，《密得洛西恩监狱》将城市暴乱的社会问题转移到母性与姐妹情谊所面临的家庭危机上，隐喻了苏格兰长老会的“家庭化和女性化”，从而将信仰从政治领域转移到道德层面。{11}

　　而在苏格兰的司法体系中，也面临同样的危机。如波蒂厄斯犯下谋杀重罪却得到赦免，艾菲·迪恩斯的“杀婴罪”并无真凭实据，法官却仅凭推断法判其死刑，苏格兰的法律似乎陷入了无法代表公平正义、无法保证民众安全的泥沼。市政府官员的名字具有某种暗喻之意，市政官米德尔伯格，原文是Middleburgh，burgh在苏格兰语中是城镇之意，说明苏格兰政府的市政官走的是中间道路，并非为苏格兰民众谋福利；官员费尔斯克利夫则没有固定的立场，只靠在利益和权势之间迅速移动摇摆来实现“公平”（fair scrieve）；负责法庭和警务的市检察官沙比特劳（Sharpitlaw）则代表“骗人的法律”（sharpie law）。苏格兰法庭无法查出艾菲杀婴背后的真相，更无法找到波蒂厄斯案件的真凶。因此，珍妮虽求得王后的赦免令从而救了妹妹一命，却将苏格兰法律的意义消解了。人们不由得对苏格兰法律和教会支撑下的苏格兰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提出质疑。从波蒂厄斯事件中，伦敦一方感受到君主权威受到威胁，从而对苏格兰实行了高压政策。珍妮的伦敦之行，实则是对君主权威的认同。珍妮依靠弱化苏格兰人的氏族观念、家族联系和政治倾向性才获得了官方的赦令。在英格兰，在卡洛琳王后面前，她仅是一位穿着苏格兰服饰的普通姑娘，诉说着妹妹的“可怜”、家人的“心碎”、犯罪者的“悲哀”、生者的“痛苦”。她的一句“杀害他（波蒂厄斯）的人一定会罪有应得”，将一场政治危机轻描淡写为普通的刑事案件。同时，苏格兰在波蒂厄斯事件之后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也通过珍妮的伦敦之行转化为纯粹的家庭问题。

　　五、结论

　　正如安德鲁·林肯所言，珍妮的英雄行为并不意味着司各特的小说向表现民主化的方向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她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她“不可能获得公共发言

　　权”{12}。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由于珍妮“她既非世俗的反叛者也非流浪者”，起不到激励人们寻找可被社会接受的、表达女性性别存在的途径的意义。同时，司各特也并未赋予珍妮·迪恩斯的英格兰之旅以成长的意义。在《威弗莱》和《红酋罗伯》中，英格兰青年威弗莱或奥斯巴尔迪斯顿的苏格兰之旅增强了他们的性别特征，使其最终转变为成熟的、富有英雄气概的男子汉。然而，苏格兰姑娘珍妮·迪恩斯的伦敦之行却不能强化她的英雄气概，当她回归家庭之后，立刻恢复了对父亲恭顺、对丈夫忠诚、勤劳顾家的传统女性面貌。只要女性尚处于社会结构的附属层面，其社会身份就不会提高到足以与男性比肩的“英雄”的地位。连公众发言权都没有的珍妮取代父亲、丈夫和妹夫而成为妹妹的拯救者，虽向英格兰的读者奉献了“勤劳朴实”的苏格兰民众的形象，强化了司各特的联合立场，实则消解了苏格兰教会、司法体系的地位，弱化了苏格兰在联合王国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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