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创作的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坛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在艺术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写人艺术。关于本书的研究有很多角度，本文通过清代学者对该书的一些批评浅探它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理论，并试图运用西方文论的相关观点作初步的阐释。

　　关键词：《儒林外史》清人批评；卧闲草堂评本；典型说

　　在十八世纪的中国，一般文人仍将小说看做是不入流之作，但吴敬梓偏好为稗说，创作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作出高度评价，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其实在《儒林外史》成书的清代，就已经有人开始了研究，这些主要是以序跋、评点和题识等形式出现的，关注清人对批评能更清晰地了解当时小说创作的风貌。

　　《儒林外史》评本最主要有以下四种：即卧闲草堂本、天目山樵评本、齐省堂增订本和黄小田评本。四者中，卧闲草堂本以出现时间最早、评论文字颇有见地影响最大。在卧闲草堂本中有卷首的闲斋老人序和回末总评，这二者的主要观点及语言风格几乎一致，为学者们所重视。除了卧本的批评，其他的批评文字也是独具特色的。

　　《儒林外史》全书共五十六回，没有完整的情节主干来链接全篇，也没有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来结构小说，而是有一条严谨明确的思想线索，使全书构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短篇连环结构。这正如鲁迅所言，其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2]，于是就在《儒林外史》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儒林士人的百态——“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3]这些人物即如卧评本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中所言“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4]此段评论充分肯定了《儒林外史》塑造人物的艺术成就，认为书中所写人物“不可枚举”，已属不易，更为难得的是人物的“性情”与“心术”也在作者的笔下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这样便达到了传神写照、剔肤见骨之效，无论读者是怀着何种人品，都可以此书为镜，照见自己的灵魂深处。

　　类似的评点在天目山樵的《儒林外史新评》中也有体现，“（外史）描写世事，实情实理，不必确指其人，而遗貌取神，皆酬接中所频见，可以镜人，可以自镜。”[5]此段是在卧评本的基础上，对《儒林外史》在写实与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精辟概括：指出该书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是符合生活中的情理规范的，即“实情实理”，但它并不是完全不加取舍地把生活的面貌复制到书里，而是“不必确指其人”，达到了于“酬接中所频见”但又“遗貌取神”的境界，这样读者就会在书中看到某类人的共同点，即这类人的“神”，但读者无法说清楚这些人具体是谁，即“遗貌”。这是文学对生活的一种概括，能使人对于日常生活有一个新的认识，并以之作为镜子，可以在这面镜子里看到他人，同时也可以照见自己。

　　清末安徽人黄安谨也在其《儒林外史评序》中，对该书的写实性和典型性作了更为具体的分析。他提到“《儒林外史》一书，盖出雍乾之际，我皖南北人多好之。以其颇涉大江南北风俗事故，又所记大抵日用常情，无虚无缥缈之谈；所指之人，盖都可得之，似是而非，似非而或是，故爱之者几百读不厌。”[6]黄安谨认为《儒林外史》所记的内容，是“大抵日用常情，无虚无缥缈之谈”，著名的小说评点家张竹坡曾经称《金瓶梅》为“一部世情书”，认为“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7]即《金瓶梅》之所以形象生动，就是因为它合情理，能透过人物的内心世界，准确地把握人物的真实情感和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新评》中也说“（外史）描写世事，实情实理”，可见吴敬梓在创作时是深谙此理的，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儒林外史》是世情小说在清代的一个新发展。此外，在黄氏的批评中特别令人欣赏的是他继天目山樵提出塑造人物形象要“遗貌取神”后，又更加鲜明地指出《儒林外史》所描写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相比，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或是”，这就一针见血地点到了小说中典型人物塑造的特点：脱胎于生活原型，但又不同于生活原型，有现实人物的特征，但又有别于现实人物。

　　“典型基本上是西方文论创立的一个概念。”[8]但是典型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学形象，是广泛地存在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的。童庆炳在其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认为“典型是文学话语系统中显出特征的赋予魅力的性格”[9]，具体表现在真实性、新颖性、诚挚性和蕴藉型上。

　　《儒林外史》虽时有夸张辛辣的讽刺之笔，但那是吴敬梓自觉地理性地意识到了在科举制度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矛盾，通过对不同层次的知识分子不同心态的描写，真实地再见了士林人物的不同风貌，他所揭示的真理和真相是极为真实的。

　　新颖性就是要求典型的塑造需要有特点。这在《儒林外史》中的一个表现为作者把人物某种需要否定的性格特征延伸和放大，善于利用夸张手法来摹写人物。例如第五回中严监生临死之前因为灯上多点了一根灯草而伸着两个指头不肯瞑目，小妾赵氏拔掉了一根，他方才罢手闭眼。从这一个微妙短暂的瞬间读者可以洞见幽深复杂的人性一隅，使人管中一窥，顿觉不已。

　　诚挚性要求在作品中看到作者最真挚的情感态度。在第二回和第三回中，周进失了馆，姊丈金有馀见他在家日食艰难，带他去省城行商记账，不料他在贡院受刺激发了癫，金有馀和其他同行的客商仗义凑钱为他纳了捐进科场考试，卧评本道：“金有馀以及众客人何其可感也！天下极豪侠、极义气的事，偏是此辈不读书、不做官的人做得来。此是作者微辞，亦是世间真事”[10]。此时卧评本饱含真情的评点实际上是在代作者抒发，表达了吴敬梓对普天之下一切失意人的深切同情与人文关怀。

　　人物典型的蕴藉型主要是由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造成的，在《儒林外史》中王玉辉足称为此类人物的代表。王玉辉出现在第四十八回中，她的第三个女儿死了丈夫，决心绝食做个烈妇，作为父亲的王玉辉不但不劝她，还鼓励她去做，结果女儿如愿了，他却说“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一个好题目死哩！“还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根本看不到一点父亲对女儿的温情。但后来一帮卫道士举行送烈女入祠的仪式而大摆筵席时，他“到了此时，转觉伤心，辞了不肯来”，特别是在他为了遣散心情，外出游玩的路上“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了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奔出来”，卧评本道：“王玉辉真古之所谓呆子也，其呆处正是人所不能及处”[11]，他的“呆”并不是智力的缺损，而是被冷酷无情的封建礼教压迫后丧失了表达正常伦理感情的能力，着实可悲可叹。

　　《儒林外史》运用高超的写人技巧，带给读者深沉的审美享受，本文是仅就清人的批评对其做的初步探讨，而关于它写人的艺术成就是说也说不尽的。（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4][5][6]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7]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87.

　　[8][9]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0][11]吴敬梓.卧闲草堂评本·儒林外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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