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普遍语用学为基础，哈贝马斯构建了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交往行动并非一般的人际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意义互动，它导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建立，包含传达信息、建立社会关系、表达个人观点与情感的功能。B13 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描述总结出交往行动所具有的四层不同含义：两个以上的主体、以语言为媒介、以社会规范为准则、以对话为形式。B14将交往行动理论用于翻译，有利于揭示翻译的主体间性特征。翻译由此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交往行动：它涉及作者、译者、读者、赞助人等多个主体；以一种语言（语内翻译）或两种语言（语际翻译）为媒介；参与各方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目标语或原语的社会规范，如意识形态、诗学和文本规范；译者和读者的理解过程必须得到作者的检验与认可，理解因而具有对话性。翻译的主体间性特征要求翻译主体非强制性地遵守交往理性，通过协商解决翻译对话中的分歧，彼此兑现对方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实现主体间理解的一致性。将交往行动理论引入翻译，有助于矫正翻译过程中以单一主体为中心的偏颇，重新审视后殖民时代翻译中的权力关系，克服翻译研究过程中的霸权思维和西方中心主义，建立符合交往理性的翻译道德与伦理规范。

　　“主体间性”对翻译研究的窄化

　　但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翻译研究。该理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和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消解，实现社会公正与人的自由和解放。它并非针对翻译研究而设计，不加界定地借用会导致翻译理论过于理想化且脱离翻译的实际，而它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倾向更使得翻译研究远离了文本客体，缺乏对翻译实践的观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建立在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话语环境”之中，其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民主、合理和公正的话语规则和程序的制定，保证每一个话语主体都享有平等、自由的话语权利。B15这显然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理想程序的制定和对语言规则的严格遵守。即使在社会学领域，这一理想也是崇高而不切实际的。翻译研究继承了这种社会学的理想化情节，把主体间性理论仅仅作为一种抽象化的伦理道德要求和一种乌托邦式的图景，脱离了翻译发生的现实土壤，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首先，翻译主体间的地位并不一致，译者才是翻译活动真正的实施者，是翻译行为的唯一主体。毋庸置疑，翻译主体间性研究将翻译过程中的其他主体纳入考察，自有其理论上的先进性，也符合翻译的实际。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或制约因素确实包括读者、发起人、赞助人等。但将这些主体的影响加以考虑，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拥有同译者一样的地位。以《尤利西斯》的汉译为例。作为发起者和赞助人，时任出版社社长的李景端先生在《尤利西斯》译林版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游说萧乾参与翻译，与译者一起广造舆论保证译本不被删减，购买参考资料方便译者解决翻译难题和加注，与译者商定译本的翻译特色等等。B16所有这些都展示了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和赞助人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发起者与赞助人毕竟不能从事翻译行为，只有译者文洁若和萧乾才能完成该书从英文到汉文的转换。译者的确会受到翻译活动中其他主体的影响，从事翻译行为之外的活动，如萧乾为配合出版社的要求，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40多篇文章为译林版《尤利西斯》造势。B17这一活动的主体仍是译者萧乾，但此时他已不是作为翻译行为的主体在从事这些活动了，而是一名优秀译者为了更好地实现翻译目的而从事的额外工作。这种工作并非译者的本职，这种行为也不是翻译行为，研究者必须对其加以区分。因此，翻译中的主体都对翻译活动发生作用，译者也可以从事本职之外、原本应由其他主体承担的工作，但译者的翻译行为无可替代，各主体对翻译活动的功能大小并不一致。

　　实际上，盲目主张翻译主体的平等地位有抹杀主体间差异的危险。只要把翻译活动同时纳入历时性、共时性考察就会发现这种缺陷。以同一原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翻译为例，原作者创作的文本被带到一个完全无法预料的陌生环境之中，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社会语境的译者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之中按照自己的体验对其加以解读，而不同时代的读者群则因文化水平、阶层与个体差异等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亦参差不齐、彼此偏差。翻译主体间的对话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差异、弥合了冲突，但正是这种差异性和冲突性才使得翻译成为必要，并赋予翻译无穷的生命力，而这也正是复译现象或者同本异译现象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掩盖这些差异和冲突，就抽掉了翻译得以发生的现实根基，也就抹杀了翻译主体间的张力与创造力。这种倾向之所以仍在大量研究者中盛行，其原因是未能摆脱对翻译的本质主义看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完美翻译不切实际的期待。他们将译者与其他翻译主体视为稳定的、不变的抽象主体，没有将他们看成是具体翻译环境下的“这一个”。对翻译中的诸主体而言，除了对话，差异以及差异所导致的冲突才是翻译这一复调中的各个声部。

　　此外，就翻译内部因素而言，由于翻译毕竟是一个历时过程，其中作者之于译者、译者之于读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席或不在场，如何从根本上保证主体内部对话的平等性尚需进一步的理论阐述。比如，译文读者到底是和译者还是原文作者在对话？读者自己以为是在和谁对话，如何对话？翻译主体间性研究发现了翻译的这种对话性和协商性，但这毕竟只是理论研究的开始，不能简单地引进之后就此满足。实际上，这种倾向颇具代表性，也是国内翻译理论创新的缺陷之一。国内译界往往数篇论文就能涉及西方理论界的几乎所有话题，而这些理论原本都建立在详尽的推演之上，如海德格尔和德里达都花费近百万字才分别确立了自己的核心概念“此在”和“延异”。国内译界当以此为榜样，拒绝理论的简单借用和浅尝辄止，在引介外来理论术语的同时也学习其它学科严谨的理论推演思路。不然我们就会陷入理论术语花样不断、理论深度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

　　就翻译的外部而言，翻译主体间的平等对话缺乏外部真实生活环境中的制约机制，并不能保证身处权力旋涡的翻译主体之间能进行一种常态化的平等对话。在《尤利西斯》译林版的翻译出版过程中，我们看到作为赞助人的出版社和译者文洁若、萧乾间的精诚合作，在国内外媒体上有计划、不间断地报道《尤利西斯》译林版的进展情况，累积多达140次。B18这一策略不能不说是该译本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与之相比，《尤利西斯》首译者金隄先生的争鸣文章却“在北京难找发表的园地”B19。这一翻译界的典型案例充分说明翻译主体间客观存在着权力上的差异，平等对话是不可能充分实现的。翻译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已经向我们揭示了翻译活动始终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等级秩序与权力关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翻译研究才由此开拓出一个全新的视角与空间，翻译本质的文化、权力、性别等纬度得以展现。盲目地坚持主体间的绝对平等性，就忽略了翻译发生的真实环境，掩盖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或许正是这一原因，国内的翻译主体间性研究往往只能对主体间的对话进行理论描述和憧憬，根本无法落实到实践当中去。最典型的就是翻译批评，似乎所有没有翻译好的译文，都是因为译者没有与作者、读者、赞助人等进行主体间的交互，而只要一发挥翻译主体间性，一切翻译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主体间性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翻译过程作这种一般性的概括与解释，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对翻译过程、翻译产品、翻译主体、翻译批评作出系统性描述。

　　目前国内的翻译主体间性研究显然未能做到这一点，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或者说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它掩盖了翻译的本质，模糊了翻译的根本目的。交往理性的初衷是为了匡正社会不公，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并不涉及客体。在翻译研究中，交往行动理论适应于译者与其他翻译过程中主体的关系，如译者与发起人、赞助商、读者等。问题是，处于真实生活中的主体之间可以运用交往行动理论来指导对话活动，从而实现平等、有效的交流。但翻译的本质与目的都不只是对话。当我们讨论译者与作者的对话时，“对话”是一种隐喻式的修辞表达。因为这种交流实际上是译者在原作者不在场的情况下阅读文本的过程，而文本显然不具有主体的全部特征。这种交流更多的是译者单向的信息吸收与解读，而作者对翻译过程不能提供任何帮助。由于将隐喻式的对话理解为真实生活环境中的对话，原文就被理解为主体，它在翻译主体间性研究中的地位就被完全忽视了。而忽视原文的后果就是，无论在理论描述上译者与其他主体间交互的有效性有多么完美，理解有多么全面而充分，都无法帮助译者更好地解决语言转换上的问题。主体间性要想在翻译研究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在实践中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协调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研究显然忽略了前者。对翻译主体而言，取得主体间的共识只是第一步，最终的目的是实践的完成。解决翻译主体之间、翻译主体与客体之间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成功地实现翻译的文本目的，“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我的译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B20。主体间性的这一使命和国内研究现状内在地要求翻译研究必须立足于翻译的文本目的，由译者在实践中“把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用另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B21，否则翻译的主体间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对文本的忽视不仅存在于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当中，后结构主义以来的诸多理论由于过分强调翻译的外部研究，译者的翻译过程被研究者以各种隐喻式的方式加以处理，翻译的文本客体似乎消失了，对研究者也不再具有吸引力。但是，一旦翻译研究脱离了基于文本的内向型本体研究，翻译理论就会流于清谈，就会丧失学科根基，就会沦为哲学研究或社会学研究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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