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吐温的幽默语言、反讽技巧令人啧啧称赞，笔下典型形象无数，而孩子形象也是其典型代表。“好孩子”与“坏孩子”的形象贯穿于他的许多作品，反讽技巧与正反颠倒在孩子形象塑造中的表现突出，“好孩子”、“坏孩子”的形象引人争议，但却深刻的抨击了社会现实。

　　【关键词】马克·吐温；“好孩子”；“坏孩子”；反讽；正反颠倒

　　马克·吐温是19世纪后期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他能够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生动描绘19世纪末美国五光十色的社会图景和风土人情。其塑造的形形色色人物形象中的儿童形象引人争议，更是成为伟大而不朽的艺术典型。

　　一、“坏孩子”与“好孩子”的形象

　　马克·吐温生活在美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人们把那段时期称为“黄金时代”，但是地位卑微的小人物生活仍旧悲苦。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只能通过宗教迷信满足精神层面上的需求，然而宗教对人们的荼毒无处不在。从六十年代末开始，马克·吐温就在短篇小说中加强了揭露和讽刺的成分，他讽刺宗教教育对青少年的毒害。

　　在1865年创作的《坏孩子的故事》中，故事的主人公的是一个“坏孩子”吉姆。吉姆会偷吃食品房的果酱，会为避免责骂而机灵地用柏油灌满罐子；会去偷农民的苹果，机警地逃过大狗的袭击；会在原本应该去教堂祷告的星期日出海钓鱼，遇上暴风雨，遭遇过雷劈，但是他却安然无恙。正如作者所说“像吉姆干的这类事情，无论在哪一本主日学校的教科书里都找不到”、“你尽管翻呀翻遍主日学校的教科书，即使从现在翻到下个圣诞节，你也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吉姆做了许多主日学校的教科书上不允许孩子做的事情，他违背了宗教教条，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家公认的“坏孩子”。

　　而在1870年创作的《好孩子的故事》中，“好孩子”雅各布读遍了主日学校的教科书，这些书是他的快乐源泉。他信服这些教科书上的“好孩子”们，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渴望能够成为其中一员，被载入主日学校的教科书中，成为“好孩子”的榜样。他总是很听父母的话，尽管父母的要求有多么不合理；从不逃学，即使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有利的事情；在吉姆偷苹果的树下，他讲教科书上偷苹果的孩子会摔断手的事，但是结果却是吉姆摔在他身上，吉姆没事，他的手却断了。“好孩子”的好心却每每遭受打击。

　　作者在五年间塑造两个对立的“坏孩子”和“好孩子”形象，在宗教迷信盛行的社会背景之下，人们认为宗教教条是生活的最高宗旨，只有按照教条亦步亦趋地生活才能够到达理想的彼岸，残酷的精神重压导致人们不敢越雷池半步，生命失去了生机，连孩子的奋斗目标都是能够成为主日学校教科书上的“好孩子”，俨然成为一群精神残疾者。“好孩子”雅各布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逐渐成长，思想的禁锢捆绑了这个孩子，成为“好孩子”载入书中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尽管他做着书上所有“好孩子”做的事情，但是他却无法如愿。相反地，“坏孩子”吉姆做着教科书上不许孩子做的事情，但是他却一帆风顺地度过了童年。宗教迷信成就了一个温顺听话的“好孩子”，但是却也抹杀了孩子童年的乐趣，最终作者借助“好孩子”的陨落抨击了这个无情的社会，孩子备受精神压抑与摧残，宗教迷信致使孩子走上迷信、保守的不归路，最终死在成为“好孩子”的不归路上。而“坏孩子”在宗教盛行的社会背景之下幸免于难，不被同化，冒险叛逆的精神伴随着宗教的荼毒，不屈不挠地在他的身体滋长，在吉姆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与宗教对立的冒险精神，不再是唯唯诺诺地依循教条行事，然而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孩子身边是一群精神残疾者，并没有人能够为纯真的孩子引路，最终孩子仍旧走向了罪恶的深渊。马克·吐温为了迎合抨击社会黑暗的主旨，“坏孩子”即使逃过宗教的荼毒，但却也逃不过社会吃人的同化。最终吉姆成为了无恶不作的，但却受人敬重的实实在在的坏人。两个孩子不同的人生道路却走向了同一条死亡之路，马克·吐温用相对立的形象的成功塑造深刻地抨击了宗教社会吃人的面貌，无论选择怎样的道路都逃脱不了社会的残害，表现了无助的情感。

　　二、反讽艺术贯穿于“好孩子”与“坏孩子”

　　讽刺艺术是马克·吐温的典型表现手法，在他创作的小说中幽默与讽刺并行，滑稽的闹剧、诙谐的语言、细致入微的刻画均是为讽刺艺术的表现手法铺砖垫瓦。在“好孩子”与“坏孩子”的形象塑造上反讽艺术也处处可见。

　　同样的一件偷苹果事件，在时隔五年的两部作品中出现，作者将两篇小说联系起来，在《坏孩子的故事》中去偷苹果的“坏孩子”和《好孩子的故事》中雅各布阻止偷苹果的孩子名字一样，都叫吉姆，这难免不让人觉得这正是作者故意为之，细看情节也是接合得天衣无缝。《坏孩子的故事》中提到吉姆去偷苹果时，树枝并没有断，他也没有掉下来摔断胳膊，也没有被农民的大狗咬伤什么地方，他想偷多少苹果就偷了多少苹果还安然无恙地下来了；而在《好孩子的故事》中“好孩子”发现吉姆在偷苹果，就走在树底下给他讲坏孩子从邻居的苹果树上摔下来摔断胳膊的事，结果吉姆也从树上摔下来了，但是却摔在雅各布的身上，压断了他的胳膊，而吉姆却安然无恙，同样的还有星期日出海事件等。雅各布搞不懂这些事，他认为“书里面根本没有这类事情呀”，正是采用这种结构情节的相互对比，反讽宗教对孩子的残害，讽刺宗教迷信教育之下的孩子认为什么事情都会朝着书上记录的那样发展，坏事固然不能做，但是在思想被禁锢之后，坏事是不会做了但是孩子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思想单一，觉得事情发展变化只有和书上一致才是正常的，如此之残害通过一件时隔五年的偷苹果小事进行反讽，结构之精巧令人啧啧称叹。

　　在事事以主日教科书为模版的“好孩子”身上展现思想禁锢，其思想禁锢如此之深足见宗教荼毒之害，反讽宗教迷信荼毒便水到渠成。

　　三、“好孩子”与“坏孩子”正反颠倒

　　正反颠倒是马克·吐温的一种写作手法。在《好孩子的故事》与《坏孩子的故事》中“好孩子”在保守迷信的教条之下失去了儿童的童真与活泼，因为怕违法教条无法成为主日书刊上的“好孩子”，所以任何有可能是坏事的的事他都不做，不仅自己不做，而且还劝其他的孩子不要做，生活没有了童真的乐趣。在作者的眼里，“好孩子”更像是一种讽刺意味的名词了；而“坏孩子”吉姆叛逆，逃脱了宗教的荼毒，他活得更像一个孩子，他内心疯狂滋长的冒险主义使他敢于尝试去做任何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更具有孩子应该有的童真与活泼，在这一层面上，作者似乎更喜欢“坏孩子”这个称呼，这是作者的第一次正反颠倒的写作手法的体现。

　　另外，在《好孩子的故事》中“好孩子”雅各布一心痴迷于成为主日书刊上的“好孩子”，迷失自我最终死于非命。“好孩子”雅各布生命的陨落简直就像是一场闹剧，此处“好孩子”的好与他死于非命形成鲜明对比，与人们原先期待的结局形成正反颠倒，更能触及人们内心，引起反思。而《坏孩子的故事》中结局就显得更为滑稽了，“坏孩子”吉姆尽管具有作者赞赏的冒险精神，但是吉姆却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之下仍旧一步步走向了深渊，他坐过牢，喝醉酒砍杀子女，用各种残忍的手段发大财，后来还当上了让人敬重的议员。吉姆最终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坏孩子”，但他却有如鬼神附体一帆风顺受人敬重，这个结局的设计使得作者将之前对他的定位形成正反的反差，反讽社会黑暗程度更进一步。

　　“好”与“坏”的认知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迷失，冒险与保守的对抗在马克·吐温的反讽小说世界中精彩绝伦地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美）马克·吐温.百万英镑[M].汪国东，龙红莲，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2]郝静.论马克·吐温小说的幽默与讽刺[J].小说评论，2013（6）.

　　[3]杨节之.马克·吐温对人性的幽默与反思[J].九江师专学报，19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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