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书写了都柏林的瘫痪状态，其第三篇小说《阿拉比》中的少年“我”的爱情幻灭看似是因为冷漠无情的都柏林社会所造成，而细读文本，则发现即使是天真的少年也深陷于“精神瘫痪”之中。本文将主要以主经典弗洛伊德精神分心理论兼以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埃里希？弗罗姆的观点作为主要理论依据，论证少年“我”试图用对“曼根姐姐”神圣的爱情解放自我被压抑的自由和爱欲，但最终绝望地走向了“精神瘫痪”的统治-反抗-统治的循环和轮回之中。

　　【关键词】阿拉比；精神瘫痪；自恋；爱欲；自由

　　乔伊斯短篇小说《阿拉比》讲述的是少年“我”对于“曼根姐姐”的朦胧爱情和爱情幻灭之后的失望心理。通读全篇，“我”少年时代恋爱的失败，不仅仅是因为残酷社会对于浪漫理想的嘲弄和绞杀，种种细节表明，在死气沉沉的都柏林社会中，连天真无邪的孩子也无法摆脱瘫痪的阴影，甚至瘫痪已经成为了无可回避的创伤，深植于每个都柏林人的血液之中。

　　一、自恋之死

　　《阿拉比》中无父无母的“我”寄宿在叔叔婶婶家中，以自己敏锐的目光和敏感的心灵去体会到了都柏林城将死的地位，在他的眼中，周遭的一切景物都呈现出灰暗阴沉的色调，都沉浸在死亡的气息之中这样黑暗而死气沉沉的一切引起了“我”潜意识中的拒绝和不满，“我”自认是不属于并且可以超拔于都柏林城的，在去寻找已故的弗林教父的踪迹的形成中，在与他人微妙的隔阂，对于所有日常琐事，都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厌恶漫不经心。与众不同之感让“我”感到了一种孤独，这实际上是“我”潜意识中的自恋所引起。

　　弗洛伊德在《论自恋？导论》定义自恋为“利己主义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种力比多补充，可以说是每一个生物都具有的手段。”而儿童比成年人更具有自恋的倾向，儿童从不认为自己应该“屈从于被控制生活的必要性”之中，每一位儿童都是耀武扬威的“孩子陛下”，这正体现在“我”对于都柏林城有意或无意的抗拒之中。自恋所造成的自信和难以接近却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儿童以独特魅力，对于“我”来说，这种魅力在于孤独。“他们对于我们漠不关心，例如猫和受宠的大动物。”弗洛伊德认为，因为自恋，人实际上具有两个性对象：自己和照料自己的对象。对于男性，照料自己的对象通常为母亲或者代以母亲职责的对象，而《阿拉比》中寄住在叔叔婶婶家中的“我”是无父无母的，以至于生活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照料。这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小男孩对于自我的注视和原始自恋的强化。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完全的依赖型对象恋是男性的特点，它表现为性崇拜。”《阿拉比》中的少年我的恋爱经历就具有这种绝大的冲击力度，破坏了“我“正常生活的一切秩序，使“我”陷入了迷狂之中，引起了我对“曼根姐姐”无时无地的“观察妄想。”

　　在文中，“曼根姐姐”是至美至善的，她的出现总伴有圣母式的光芒。但是，“曼根姐姐”身上的神性光辉掩盖了她的人性本质，其形象趋于朦胧和固化，缺少特点和个性，“我”并没有讲述自己为何被她吸引，只对其表现出近乎疯狂的热恋。此种情感的生成，是自恋把“性欲对象夸大到了性欲理想”所致。当自我的力比多在对象上过度发泄而耗尽，“我”的自恋心理因无法达成自己的自我理想而选择了其他的手法实现自恋的达成，即把大量力比多的消耗的对象上实现自恋，也就是按照自恋原则选择性欲对象，让力比多在对象中寻回理想的自我。

　　在英语中，‘girl’（女孩）和‘grail’（圣杯）谐音，“我”对“曼根姐姐”的追求就是对圣杯纯洁之光的追求，“我”对于“曼根姐姐”的爱，更近乎一种崇拜，一种对于理想的崇拜。这种崇拜产生于因性的觉醒引起了自恋的觉醒，“曼根姐姐”这一形象与其说作者爱情的投射，不如说是“我”过度力比多的释放和转移，是“我”自恋的移情对象。

　　“我”的爱情神话的毁灭，不仅仅体现了都柏林社会的无可救药的“精神瘫痪”。更是从根源上对于“自我”的大否定，“我”以为自己是与都柏林成中的其他人所不同的，并用自恋般的爱情以此自证，“我”的爱情承载了我对于自我的认证和期许，真正抵达阿拉比的“我”却发现所有救赎的前提都是假象的和不真的，周围的一切关系都已经让自己也早已深陷于瘫痪的泥淖之中，更可怕的是，“我”对这一切是不自知的，顿悟的“我”感到了一种深刻的‘vanity’，原来这才是救赎之所以徒劳的根本原因。

　　二、自由之死

　　虽然《阿拉比》中的“我”自认和周围所有的人与众不同，但隐蔽在其心里内核中的“精神瘫痪”因子在日常生活之中也若隐若现。正如弗罗姆所说，“权威和屈从此权威在孩童之间的基本矛盾还是未曾消除。” “我”一方面想获得解脱，一方面也必须俯就现实。对于外界对于自我的漠视，消极的忍耐和同样的漠视成为了“我”的主要回击手段，“我”在权威和对权威的屈从之间徘徊不定。“因此，屈从的结果比先前想要达到的目的正相反，屈从增加了孩童的不安全感，同时又造成了敌意和反抗，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反抗所指向的对象正是孩童依赖或正要依赖的人。”表面上，“我”和都柏林社会格格不入，期待让爱情成为自己信仰的归宿，然而，“我”又对于这种自由的遐想充满了怀疑：不受控制的爱情让我无论在白昼还是在夜晚都变得盲目而愚蠢其阿拉比之旅，必须三番五次地告之叔父并获得认可和资金赞助才得以成行，真正来到阿拉比的时候，“我”又变得羞怯和畏缩，欺骗自己这次逃亡是有意义的。“对文明提出巨大控告的，不是那些死亡的人，而是那些在他们必须死亡和希望死亡之前就已过早地死去的人，那些痛苦地死去的人。”《阿拉比》中的少年“我”，就是一个在瘫痪的都柏林城中过早死去的亡者。

　　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我”所能够支配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我”所认为的自由的也是局限的，“人是不可能摆脱管理及其法律的，因为这些东西似乎就是自由的最终的保证。对它们的反抗再次成为了最大的罪恶，但这不是对垄断着满足的野蛮暴君所犯下的罪恶，而是却抱着为日益满足人类需要所必须的物品和服务设施的美好秩序犯下的罪恶。”《阿拉比》中孤独的“我”，处于瘫痪的都柏林社会纷繁复杂的关系大网中，作为都柏林社会组成的一员，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持和维护固有的瘫痪的秩序，本我中尚未驯服的部分，叫嚣着对于自由的渴望。“我”爱情作为自我解救的手段，拒绝服从原有的社会秩序，但是“这一就拒绝服从的行为，作为一种自由的行为，则是理性的开端。”即理性地认知到社会和粘滞于社会中的自我双重性的瘫痪。这一顿悟的时刻，是“我”从少年走向成熟的时刻，这一时刻见证了再“精神瘫痪”的都柏林社会中存在的荒诞性：“存在不再是向未来的痛苦超越，而成了对过去的平和恢复。”

　　《阿拉比》中的“我”较之都柏林城中的其他甘于“瘫痪”的其他居民来说，是有一颗向往光明并且不甘于屈服的心，拒绝以完全顺从的姿态参与到社会的“治疗“之中，拒绝以更高程度的顺从以获得社会的肯定和公认的幸福，“我”渴望抵达凤凰生长之所阿拉比，以爱情来获得涅槃重生，但是，在其成长过程中，已经遭受到了都柏林社会无情的改造，自恋的理想全面崩毁，自由和爱欲遭受极大的压抑，是“我”终究无法逃脱都柏林城，这个“精神瘫痪”的统治-反抗-统治的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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