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韩合并”后，日帝对朝鲜国内义兵抗争推行起了惨无人道的军事镇压，使得朝鲜国内的反日斗争无法再继续下去。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独立人士们纷纷流亡到延边地区，兴办学校，宣传反日思想，开展起了反日武装斗争。他们之所能够在这样一个异国地域里进行斗争，除中国人与朝鲜人一样，同样具有强烈的反日情绪外，主要还是因为独立运动者们加入了中国籍。

　　【关键词】延边地区；入籍；独立运动

　　“日韩合并”后，朝鲜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大批从事反日民族运动的爱国志士被捕。在日益加强的武力镇压下，独立人士们不得不转移基地，另寻独立方法。延边地区与朝鲜仅一江之隔，邻接俄国，地理条件非常优越，是开展独立运动的理想之地，而且当时延边地区已形成相当规模的朝鲜人聚居区，非常利于根据地建设，于是大批独立人士纷纷来到这里，开展起独立运动。在一个主权国家里，外国人拿着武器进行武装斗争是不被允许的。但是，二十世纪早期延边地区却成为了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基地。虽然中国人与朝鲜人一样，同样具有强烈的反日情绪，但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些独立运动人士们入了中国国籍。可以说，朝鲜人入中国籍与韩国独立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朝鲜人入中国籍（以下简称“入籍”），有利于保障独立人士人身安全。中国地方当局对入籍的朝鲜人撑起“保护伞”，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日帝对独立运动者的抓捕。如1919年4月23日，日本驻珲春分馆主任秋洲，要求珲春县知事逮捕和引渡“加害”于领事分馆巡查的千基龙等6名朝鲜反日人士。对此，珲春县知事以其已入籍为由，表示“很难引渡”。i1919年12月29日，延吉县马牌村对岸的8名朝鲜总督府警察非法越境，进入马牌村搜捕金银山等4名独立运动者。此时，驻马牌村中国官员立即抓住这些总督府警察，并将它们引渡给日本领事馆，从而保护了金银山等人。ii1929年末至1931年初，吉林公安局因日本领事馆警察的要求，不得不派警察赶赴现场，同日警一起逮捕朝鲜独立人士国民府募捐队长张寒星。交涉过程中，中方因张寒星身上搜出以金彦三为名的归化证，就以他加入中国籍为由，将其监禁在中方监狱。由于中方极力主张，当时日方不得不同意先由中方押走他。之后，围绕是否把他引渡给日本领事馆的问题，双方发生长达一年之久的交涉和纷争。被拘捕的人到底是张寒星，还是归化入籍者金彦三，成为中日双方交涉的焦点。该争执甚至激化到对被拘捕人实行指纹检验的程度。结果，查实被拘捕人的确为张寒星，但是中方不但不承认查实结果，还找出其他理由把“犯人”移交到吉林法院，直到他因病死亡为止，始终没有引渡给日方。

　　二、朝鲜人入籍有利于朝鲜反日团体的自由活动。“三一三”运动过后，朝鲜独立人士开始在延边地区大力组建武装团体，规模也日益壮大。对此，日帝制定起对延边反日团体进行镇压的方针，通过外交手段，以“出兵”威胁中国，要求中国当局动用军警“取缔”独立运动人士（日帝称“不呈鲜人”）。1920年3月15日，200名左右的朝鲜独立军袭击朝鲜稳城郡柔浦面丰利洞，袭击之后又回到中国境内。于是，日方告诉中方有关反日团体驻扎地点、人数等详细情报，强烈要求中方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取缔。在日方压力下，中国当局派遣程营长率领150人部队前往事发地朝鲜稳城对岸凉水泉子iii进行数日搜查。但报告称，虽然对该地进行了“严密搜查”，却“没有发现携带武器的集团”。iv1920年5月下旬，日方收到有关“军政府”正在建设兵营和武官学校的详细情报后，要求延吉道尹派军队去镇压。可被派军官回报却称，经“搜查”，“未发现”所谓兵营和武官学校等。v除此之外，中国下级官员也往往以各种理由拒绝日本人要求。中国地方当局与朝鲜独立团体也不是“讨伐”与被讨伐关系，而是十分友好的关系。例如，因日方施压，延边地方当局派遣200余名陆军从小汪清来到十里坪展开“讨伐”活动，独立军司令官金左镇、参谋长等居然亲自出来迎接中方军队，并以宰两头牛和一口猪招待慰问他们。vi在情报方面，1920年8月19日，孟团长曾暗中派人到国民会军本部驻地告诫他们近一段时间要“潜伏”深山，尽量不要出动军人。vii还有，张作霖曾命令两个月内出动军队“讨伐”朝鲜独立军，由于这次有十余名日军随军监视，难以“宽容”独立军，所以陆营长秘密告知自己的老乡王泽普通过其妻郑氏（朝鲜人）立即将此情报告知反日团体，并火速转告独立军各部队，希望他们去远处躲避。这样，中日共同“讨伐队”每到一处，朝鲜独立军早已远走高飞，只发现一些遗弃的东西。

　　三、朝鲜人入籍有利于开展反日民族教育。私立学校作为独立运动的重要一环，其反日民族教育成为鲜明而又重要的特点。但若要建立学校，进行反日民族教育，入籍则是首要条件。比如，1910年1月朴茂林等人向延边地方当局呈请组建自治会，延吉知府以朴茂林未归化入籍为由拒绝，并下令解散。延吉府知府陶彬表示：“朴茂林以下30余人若归化于中国，将允许设立自治会”。viii同年3月，归化朝鲜人李同春，朴赞翊、于海等人，经中国官方的许可，在延边地区局子街成立了“垦民教育会”。据资料记载，上述三人皆为早年剃发易服，归化入籍者。ix再如，1917年2月2日间岛总领事代理铃木要太郎在致外务大臣本野一郎的报告中称：“和龙县知事刘懋昭最近向管辖内各村长散发《垦民入籍简章》，一再劝诱朝鲜人归化入籍。《简章》中值得关注的一条是“凡呈准入籍垦民领到部照后，即视为入县公民，依教育部规定教职员资格，有充当县立各校校长及管教各员之权。”x以上事例充分说明，未归化入籍的朝鲜人是很难建立学校，进行民族教育的。据不完全统计，至1916年12月为止，延边地区私立学校数为157所，学生达3879名。xi私立学校很多青少年基本都投身到反日民族独立斗争当中，成为了反日民族独立运动战士xii。这进一步证明了反日民族教育的重要性，更加证明了入籍对朝鲜独立运动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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