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周游于诸侯列国颠沛流离的学者，一个远离故乡妻离子别的游子，孔子对爱情和距离的关系当是心有所怀、心有所戚的。距离遥远了，爱情愈发浓郁了。天涯落比邻，这句话当不仅仅适用于友谊，爱情更是这样。“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千年前的铮铮誓言，依旧纯真如昨。爱情，在孔子这里被赋予了深厚的人文内涵和细腻的生命体验，释放本真，回归本原，走出混沌，人性光辉的质朴、和谐与美感跃然纸上，沁人心脾，也悄然缔造着人类文明的痕迹与历程。

　　四、爱情之理性（《论语》内，《诗经》外）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又见《论语·子罕》。《史记·孔子世家》载：“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又有，“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左传·宣公九年》：陈灵公等与夏姬私通， 洩治劝谏“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而被杀，故孔子引《大雅·板》批判道：“民之多辟， 无立自辟”[16]《左传·成公十七年》：鲍庄子见齐庆克与声孟子私通，却被声孟子诬陷而被砍双足，仲尼叹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这些都是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的印证。

　　爱情是自然纯真的心灵判断，对爱情应予以理解和宽容；然而，理解不等于不加控制，宽容不代表放纵无度。爱需要以外在的礼来规范内在的情，在情感和理性之间找寻一种平衡， 使情感合度、理性适中， 进而人人依礼、社会有序。然而，现实中这又是可遇不可求的。于是，孔子从现实的角度，以自己的亲身境遇发出关于德与色德沉重叹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好色是低层次的，好德是高层次的，好色放纵本能欲望即可，好德则必须以修身来锤炼。好德不易，“明明德”是一种超越了感性的理性选择，是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键，是我们毕生的追求。如果一个人能够如同好色那样好德，并将对道德之爱当做一种修养去持之以恒地追寻，他就绝非等闲之辈，跃升到君子的行列了，“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如果在上位的人看待贤德之人重于美人，能够像爱美人那样爱贤德之人，他就会成为一位贤明的君王了。

　　相信大部分人对义利之辨烂熟于心，但对色德之辨恐怕知之甚少。智者如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便给了我们答案，那份对人性的审视、批判和反思。恰如《论语·学而》载：“子夏曰：‘贤贤易色。’”《孟子·告子下》载，“‘色与礼孰重？’曰：‘礼重。’”在色欲和道德的天平上，孔子及其一脉相承的传人谆谆教诲着，摆正自人生态度，向往烂漫的爱情而不沉迷美色，不在酒醉金迷中麻木了心志、丢失了本性，让心灵成了杂草丛生的荒芜之所。追求性与灵的升腾，追求情与德的升华，是孔子对理想人格的认知。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孔子是洞悉并承认爱情的存在、爱情的重要、爱情的真谛、爱情的理性的。而这些，也构成了《论语》内孔子爱情观的基本内容。

　　颜炳罡先生曾指出：1976年以来的孔子及儒学研究“是孔子与儒学研究逐步走出泛政治主义的笼罩， 呈现出开放、多元、国际化局面的时期”。[17]现今，我们不应仅局限于对传统意义上孔子思想体系的认知。对《论语》中孔子爱情观的初探，希望能够为解读孔子、解读《论语》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全面地感悟先秦儒家之大美。

　　我们习惯了把孔子束之高阁，习惯了仰视庙堂之上的他；然而，浩浩汤汤的历史洪流中真实的孔子，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老者，一个天真而浑厚的儒者，一个追求本心的智者，一个心系苍生的仁者，一个无畏求索的勇者——有待我们去还原。

　　注释：

　　[1]曾振宇：《“文化认同”与文化产业化——从电影<孔子>谈起》，《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4]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5]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6]陈戍国：《礼记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

　　[7]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8]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9]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0]王承略：《<孔子诗论>说<关唯>等七篇义解》，《孔子研究》2007年第11期。

　　[11]钱穆：《论语新解》，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

　　[12]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3]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

　　[14]张觉：《荀子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

　　[15]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16]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7]颜炳罡：《五十年来孔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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