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蜜蜂”意象一直是普拉斯诗歌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多数评论仅仅注意到普拉斯1962年创作的五首“蜜蜂组诗”，忽视了1956年之前和1959年的蜜蜂题材诗歌。本文分别考察这三个阶段蜜蜂意象的使用，发现其内涵沿着“父亲、父女关系、女性”的脉络逐步深化，反映了普拉斯女性意识的发展和诗歌创造艺术的逐渐成熟。

　　关键词：普拉斯 蜜蜂组诗 女性意识 自白派

　　蜜蜂意象进入诗歌久已有之，19世纪著名女诗人艾米丽·迪金森就写过许多蜜蜂赞歌。然而，对“蜜蜂”意象的内涵挖掘最为深入的却是20世纪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蜜蜂组诗”。长期以来，多数评论集中分析1962年的“蜜蜂组诗”，忽视了普拉斯此前创作过的蜜蜂诗歌，视野过于局限，不利于准确判断普拉斯的意图，更无法了解普拉斯是如何一步步提炼创造出“蜜蜂”意象独特内涵的。本文试图结合被忽视的诗篇，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普拉斯对“蜜蜂”意象的处理，为我们认识普拉斯笔下“蜜蜂”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提供新的思路。根据创作时间，普拉斯的“蜜蜂诗”可以分为三组：1956年之前创作的《悼诗》；1959年的《伊莱克特拉魂系杜鹃花路》、《养蜂人的女儿》；1962年创作的5首“蜜蜂组诗”——《养蜂会》、《蜂箱送抵》、《蜂蛰》、《蜂群》、《越冬》。每组诗中，普拉斯对“蜜蜂”意象内涵的挖掘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期“蜜蜂”指向不同的意义。

　　一、蜜蜂和父亲：内化的男性视角

　　普拉斯的“蜜蜂诗歌”和她父亲奥托·普拉斯密切相关。奥托是大学教授、养蜂专家，普拉斯对蜜蜂的特殊感情不可避免地糅杂着对父亲的感情。“蜜蜂”意象第一次出现是在《悼诗》中。《悼诗》的具体写作时间无法考证，可以肯定的是它写作于1955年普拉斯23岁生日之前。这是普拉斯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被特德·休斯称作“青少年时期”。这一时期普拉斯的创作仍显稚嫩，缺乏深度与独创性。

　　《悼诗》的主题和对“蜜蜂”意象的处理反映出普拉斯早期创作中不自觉地内化了男性视角，模仿男性写作传统。这首写给父亲的悼诗中塑造了一个脾气刚烈的父亲形象，他“能够毁掉国王的笑”，病重住院却还“咒骂雨天的滴答声”和“嘲笑天使舌尖的埋伏”。①他无所畏惧，“像愤怒的泳者痛骂大海”。全诗每节末交替重复出现“咒骂雨天的滴答声”和“蜂蜇带走了我的父亲”，塑造高大伟岸的父亲形象的同时，营造出悼亡诗低回吟唱的忧伤氛围，表达了诗人对父亲的深切缅怀。从主题上来看，《悼诗》并没有后期父亲题材诗歌或蜜蜂题材诗歌中爱恨交织的复杂性。《悼诗》表达的只是爱，这爱既投向父女血缘关系，更是对以父亲高大形象为代表的男性权威的仰慕。此时，蜜蜂的内涵单一而固定。诗中的“蜜蜂”暗指父亲，和蜜蜂蜇人自取灭亡一样，父亲“蜜蜂”般蜇人的性格，使他咒骂恶劣的天气，导致病情加重而亡，这和普拉斯传记中提到的情节基本相符。

　　事实上，在蜜蜂世界里，只有工蜂才有蜂蜇，而工蜂都是女性。由此可见，普拉斯早期对蜜蜂意象的理解是不够深入的。她并未意识到蜜蜂世界中严格的性别区分，也更不可能意识到蜜蜂世界所蕴含的丰富女性内涵。此时她对蜜蜂意象的使用，显然并未跳出男权文化的藩篱，内化了男性写作的模式，模糊了蜜蜂世界的性别特点。

　　二、蜜蜂和父女关系：挣扎中寻找“自我”

　　按照特德休斯的划分，普拉斯创作的第二阶段是从1956年初到1960年末，这一阶段的作品构成了普拉斯的第一部诗集《巨人》。随着普拉斯“逐渐意识到自己真实的题材和声音”（Hughes，16），她的诗歌创作逐步成熟。1959年，普拉斯创作了她的第二组使用“蜜蜂”意象的诗歌，仍然都与父亲有关。和《悼诗》不同的是，这一组诗中“蜜蜂”意象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普拉斯不再用它单纯指代父亲，而是在诗中构造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蜜蜂世界，蜜蜂是普拉斯借以探讨父女关系的重要载体。父亲代表“雄蜂”，母亲则是“蜂后”。这种类比基于蜜蜂世界独特的性别分工模式。雄蜂的存在就是为了繁殖后代，大部分雄蜂在交配过程中折断身体而死，少数幸存者在完成交配之后会被赶出蜂巢而死。所以，幼蜂的诞生宣告着雄蜂的死亡，普拉斯在这一点上看到了蜜蜂世界和自己的相似性。

　　《伊莱克特拉魂系杜鹃花路》中，父亲死的那天，“我”走进了蜂房。“我”将雄蜂之死与父亲的死联系起来，产生了深重的罪恶感。她自责，“没有人在这个阶段暴死或枯萎谢世”，“正是我的爱恋才将我们双双致死”。“我是声名狼藉的自杀者的阴魂”，出生时的不祥之兆早已预示“你”的死亡。在《养蜂人的女儿》中普拉斯再次描述了这种相似性。在养蜂场，“我”发现“这儿有一种女王般的权力任何母亲都无法争夺”，蜂后“强大得如同父权王国里的国王”。“果实是用死亡来尝的”，这“果实”便是雄蜂与蜂后交配产生的后代。而草丛中“那只泪珠般忧伤的绿色圆眼”正是一只雄蜂，是“父亲、新郎”。诗的最后一节以一句话结束——“你去世那年冬天蜂后交配”，再次透露普拉斯普拉斯深重的罪恶感，认定父亲的死正如雄蜂的死一样是因为后代的诞生。

　　事实上奥托·普拉斯的死与普拉斯并无多大关联，这种罪恶感是普拉斯恋父情结的体现。对父亲的崇拜和爱慕仍然占据着普拉斯的心头，以至“我”开始怀疑“我”的存在。“似乎你从未存在，似乎我来到人世 /生长于母亲的子宫而受孕于天父”，表明父爱的缺失对“我”主体身份的构建造成了混乱。只有“当我蠕虫般爬回母亲的心脏之下 / 我没有任何罪恶的感情”，也就不会因为父亲的死而自责，更不会因为恋父情结而产生罪恶感。另一方面，普拉斯渴望摆脱父亲令人窒息的权威形象，寻找自我的独立身份。“我的心在你的脚下，如石块一般”，“我”意识到了来自男权文化的压抑，渴望挣脱束缚重获新生，而父亲的死正好给了“我”自由。

　　从纯粹的爱到爱恨交织，是普拉斯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直面自己的恋父情结，是普拉斯寻找自我的重要努力。她在日记中坦言：“谈及我父亲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这可能是持续一天的发泄感情的次要问题，但是我没有洞察力自付。”（史蒂文森，176）“我有什么办法反映成熟的自我……”（史蒂文森，175）正是通过对蜜蜂意象的探索，普拉斯渐渐认清了自己对父亲的感情，走上了寻找自我的艰辛道路。

　　三、蜜蜂和女性：独立的女性意识

　　从1960年开始，普拉斯的创作进入第三个阶段，也是她最为成熟的阶段。1962年的五首“蜜蜂组诗”是在7天之内完成的。这五首诗无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被认为是普拉斯最好的诗作之一。此时的普拉斯开始养蜂，尽管这一举动仍然有父亲影响的影子，但是亲自养蜂的经历给普拉斯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这些素材和她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糅合在一起，成为她笔下富有生命力的独特意象——蜜蜂。她的视野更加开阔，笔下的“蜜蜂”摆脱了恋父情结，从探讨父女关系转而关注女性群体的地位和命运。

　　1961年普拉斯和休斯搬到德文的村庄居住，在一位邻居的影响下开始养蜂，并且参加了一次养蜂会。《养蜂会》便是以这次经历为题材写成的。整首诗笼罩着一种紧张恐慌的情绪，诗人不停地提问，犹如一个天真无知的小姑娘走进了陌生的黑暗世界。她开头就问：“在桥头迎接我的这些人是谁？”中间不停地用“谁是”、“是不是”、“难道”这样的问句表达无知和恐惧，结尾一句连续三个问词“谁的”、“什么”、“为什么”呼应，使整首诗感情上连贯而饱满，塑造出一个“受害者”恐惧的内心世界。每个参加集会的人都有防护措施，“我”却毫无准备。“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难道没人爱我吗？”“我”恐惧被蜜蜂蜇伤引发了自怜的情绪，这种自怜随着抓捕蜂后程序的进行，逐渐转化成为对蜂后的担忧与同情。“她藏着吗，在吃蜂蜜吗？”可是，“蜂后并未现身，她如此不领情吗”？蜂后和“我”一样没有防备，面临着被伤害的可能性。蜂后的命运并未昭示，“我”却已感同身受，“我已筋疲力尽，筋疲力尽——”，预示囚笼中蜂后正是“我”的象征。

　　《蜂箱送抵》同样表达了对于囚禁中的蜜蜂命运的忧虑。普拉斯在写给母亲的信中高兴地提到，她把蜂箱漆成“白绿相间的颜色”（史蒂文森，279），可见她起初对于养蜂的热情，期待着拥抱充满自然气息和生命力的蜜蜂世界。然而，蜂箱中的世界并不如期待般美好。蜂箱锁着，“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小的栅格，没有出口”，里面是“黑色的”。黑色的蜂箱禁闭的不仅仅是蜜蜂，令普拉斯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困于婚姻，渴望挣脱男权文化的束缚。所以，蜂箱内的躁动令“我”恐惧，寻思着如何放走这些蜜蜂。“我是主人”，“我不是恺撒”，“明天我将做一个遂人心愿的上帝，还它们自由”。“箱子只是暂时存在”，预示着“我”将挣脱桎梏，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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