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指出，《勿失良辰》中的塔莫金医生具有心理学家、恩主、精神病医生、巫师、哲学家等多种属性。“很显然，无论是做儿子丈夫父亲，还是在各种职场，威尔姆都失败了，于是，他对社会产生了畏惧与反感的心理，急需引路人带出困境，而塔莫金医生恰好具备了这个条件”。[7]为了让威尔姆采纳自己的建议，塔莫金采取多种策略以赢得威尔姆的信任：说教、编故事、炫耀知识等。针对威尔姆家庭矛盾中的父子矛盾，塔莫金认为这是父与子的基本矛盾，历来如此无法摆脱。“从血缘上来说，艾德勒医生是威尔姆的父亲，但普通的父与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关系。”[8]艾德勒（在一定意义上象征着上帝）认为威尔姆（象征着信仰上帝的每个犹太子民）荒谬的生活方式及其行事风格方式让他无法接受，暗示汤米违反了之前的契约，因而无法得到上帝的怜悯。上帝（艾德勒医生）的残忍让汤米坚持认为是上帝违约在先，并对其仁慈产生质疑。而塔莫金通过讲故事的办法帮助威尔姆辩证地思考父子矛盾，并最终帮助他摆脱了父子矛盾。塔莫金还和威尔姆深刻分析了美国的社会问题：如严重的异化问题，迷恋死亡等。塔莫金还向威尔姆指出，参与商业社会竞争所带来的个体矛盾。“照塔莫金的观点，每个人有许许多多的灵魂，但主要灵魂有两个，即真灵魂和假灵魂。真灵魂热爱真理，憎恨谎言和虚伪，引导个体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从而构建真正的自我。假灵魂则将人从正确的道路上引开，与虚荣、谎言、利己主义及社会约束相联系。”[1]再如《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格鲁纳大夫用实际行动在多方面给赛姆勒先生做出了如何践行犹太教的表率，在潜移默化中引领他如何坚定并提升犹太教信仰。张军指出，提倡乐观主义精神、重视人及生命是格鲁纳引领赛姆勒回归犹太教信仰的重要手段，因为“不管美国犹太文学的表达方式如何更新、如何演变，宗教必将是其中重要的一环”。[9]

　　三、采用了适当的理论或观点

　　张军先生虽然提出了成长小说的分析模式“主人公的困惑——引路人的引领——主人公的转变”，但张军先生在行文过程中，对索尔·贝娄三部经典小说的分析并不是建立在某种特定的理论或者观点之上。基于某种特定的观点往往容易导致作者受限较多，而且在分析的时候难以多角度多方面挖掘原因，从而形成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因而张军先生在写作时针对不同的小说，适当结合一定的理论或其他学者观点，如利奥塔尔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巴赫金的复调及镜像理论、寇彧的“亲社会观”、本雅明的历史救赎观等，对文本进行分析。由此可见，张军先生知识渊博，底子深厚，并且对相关理论和观点了解清楚明确。在进行文本分析的时候，张军先生合理的运用了多种观点或理论，从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四、全面揭示了引路人的文学意义

　　《勿忘良辰》中的塔莫金、《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格鲁纳、《贝拉罗莎暗道》中的方斯坦夫妇是贝娄成长小说中引路人的集中代表，他们使陷入困境的被引领者摆脱或部分摆脱困境，从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层面。张军先生在该书中为我们揭露了这些引路人所传递的文学意义。

　　张军认为，《勿忘良辰》中引路人的文学意义在于：“既传递了贝娄呼吁美国犹太人肯定犹太身份的讯息，又表达了希望美国犹太人建立‘亲社会’观的渴望之情。”[1]“在贝娄看来，犹太民族只有建立起‘亲社会’观，他们才能参与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热爱社会，从而在物质上有所收获，为他们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的生活提供经济上的保障。”还有，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赛姆勒在格鲁纳大夫的引领下，他决定参加世俗生活，“在宗教信仰上决心用一元论形式的犹太教来约束自己内心深处的狂野，从而告别了尼采的权利思想、威尔斯的乌托邦思想、艾克哈特的神秘思想，以及曾让他困惑不已的各种超验主义思想，实现了宗教生活与世俗生的结合增强了自己的道德感和责任感。”

　　另外，张军先生还指出，贝娄在其小说中还表示出“人类应高度重视宗教信仰”[1]，“人类应重视历史意识的建构”[1]。由于犹太民族的迁移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很多犹太人对犹太的历史意识极度缺乏。“二战后美国犹太文学通过披露犹太民族的屈辱史，把主流社会施加给犹太民族的不公、蔑视、歧视与排斥公之于众，这必将反复拷打主流社会的良知，强烈拷问主流社会自诩的民主、自由、公平与正义，从而不断督促主流社会回顾历史，反思自我，继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制定正确的政策，并通过相关立法来确保犹太民族的权益不受侵犯，避免历史错误的重演，这将有益于犹太民族今后的健康发展。”细读张军所著的《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的引路人研究》一书，收获颇多。书中独到的见解，全面的分析，让我们对美国犹太文学尤其是索尔·贝娄的成长小说有了更多的了解。该书的完成也注入了作者很多心血，作者兢兢业业的精神也深令我们佩服与感动，启示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应一步一个脚印。

　　更值得一提的是，张军在对索尔·贝娄的成长小说进行研究时，开辟了独特的视角——引路人，这也对其它成长小说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我们真心期望犹太民族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但欧美主流社会的反犹意识在短期内难以消失。”因此，美国犹太人的成长之路注定不会平坦，我们也期望更多的引路人指引犹太人不断取得进步。

　　总之，张军《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的引路人研究》一书是索尔·贝娄研究一项重要成果，将有力推动国内犹太文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军.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的引路人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2]张军. 两幅荒诞画卷下的沉思——《动物园的故事》与《最后一盘录音带》之比较研究[J]. 国外文学， 2011（01）： 150.

　　[3]张军，吴建兰.“二战”后美国犹太文学经典对美国民族认同的建构[J].河北学刊，2012（01）：203.

　　[4]张军.美国犹太文学研究述评[J].河北学刊，2010（02）：239.

　　[5]张军.略论贝娄两部作品中受虐狂现象的运行机制及其社会功能——以《勿失良辰》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为例[J].外国文学，2010（03）：120.

　　[6]张军.贝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引路人研究[J].外国文学，2013（03）：77.

　　[7]张军.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的交相辉映——索尔·贝娄成长小说<勿失良辰>中的引路人研究[J]外语教学.2013（06）：78.

　　[8]张军.美国犹太文学中的“父与子”母题及其社会功能研究——以索尔·贝娄的<勿失良辰>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1（03）：101.

　　[9]张军，周幼华.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宗教母题及其社会功能[J].江西社会科学，2010（0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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