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池莉的新写实小说真实生动地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社会面貌，反映了当时的“民间”群众情绪，并且对当时的“民间”价值观念也作出了自己的阐释。从池莉的新写实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写实小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走向民间的路上作出的努力，但是池莉极力贬抑知识分子文化、褒扬市民文化这一举动却提醒当今作家在进行“民间”创作时仍要秉持坚守本真的态度。

　　关键词：池莉；新写实小说；民间；知识分子文化；市民文化

　　“新写实主义”兴起于1988年，彼时持续十年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在最初的生产刺激后走向迷惘，商品滞涨，物价攀升，由此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心理慌张，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制约与监督的缺乏，官僚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时代的躁动不安也影响着文坛，尤其是文学批评领域，使其呈现出一种躁动不安的文化迷惘状态，不断有批评家感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1]，“文化面临危机”[2]，质问“小说家不会讲故事了吗”[3]。对“新写实小说”的号召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出台。池莉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人物，她从1981年开始发表了《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等小说，小说多叙述琐碎而纠结的生活小节，譬如尴尬的家庭纠纷、窘迫的居住环境、难以看管的孩子、拥挤不堪的交通、可怜微薄的收益、复杂的人际关系、暧昧不清的感情等，池莉用生活流的写法呈现出一种毛茸茸的原生态，为读者绘制了一幅幅充满“民间”元素的图景，平实无奇的日常生活背后是平民人生的艰辛与不易，而作为作者，池莉身上的“民间”立场同样值得思考。

　　一、“民间”社会面貌

　　池莉以写市民题材的作品而闻名，她的作品描写了生活本来的逼真面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亿万平民百姓的生存实际，作品所呈现的生活状貌在当代中国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自在的属于民间的社会文化空间。

　　池莉的小说创作拥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素材，她的作品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上所有民间群众，无论是普通的市民、知识分子还是商人，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在她的笔下均有涉及。池莉展现民间社会生活的主战场是武汉，可以说，武汉在池莉的笔下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域文化空间。她自己曾说，“武汉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我常常乐于在这个背景上建立我的想象空间。”[4]武汉的地域文化特征作为一种符号，渗透在池莉的小说中，使池莉的小说充满了武汉的民间趣味。这种反映社会生活面貌的民间趣味，首先表现在池莉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在池莉的小说中，随处都可以找到“江汉路’、“吉庆街”、“汉正街”和“花楼街”等街道的名称，这些武汉市标志性的地名中隐约透露出来的是浓浓的地方风情和时代风貌，具有很强烈的民间气息。方言是反映社会风貌的重要途径，从方言中我们可以察觉出社会的韵味。池莉的新写实小说中就有很多关于武汉的语言习俗的描写。如《你以为你是谁》中的“刘板眼”以及“清白”“苕”等用语，都是武汉土生土长用的，而且还得用武汉的方音读来才会别有韵味。在《生活秀》中，吸收了独具特色的俗语，“武汉有一句俗语，说：十个女人九个嗲，一个不嗲有点傻”，街头巷尾的口头俗语在这里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原汁原味的生活氛围与情趣。尤其是其中粗鄙而淋漓尽致的汉骂，更见汉味语言的风味。如《你以为你是谁》中吴桂芬骂陆掌珠“你吃了糊米酒蒙了心了”，陆建设说他姐“苕里苕气的”，《太阳出世》中“小婊子养的”、“掉底子”等。骂纵然是一种不雅的表现，然而小说中的看似粗俗的骂实际上是汉味语言的标签，是武汉民间特色不可抹杀的体现。池莉对汉骂的嵌入，是对汉味语言的灵巧而贴切的使用，给作品笼罩一层浓厚的生活原色，从侧面展现了武汉粗野率真的“民间”生活风貌。

　　二、“民间”群众情绪

　　在武汉这座城市的文化背景下，池莉着力描绘了处于发展尴尬时期、内心茫然无依的都市市民，在书写他们的情绪时集中表现了符合时代特征的“民间”元素。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的追求目标，市民面临“金钱至上”的社会实际时不得不学会妥协，同时经济的发展致使都市生活开始走向时尚化，市民的观念开始与传统背道而驰。如《小姐你早》中的艾月，她十分明确自己的优势与需求，熟谙世故人情，更熟知金钱世界的游戏规则：“我们得承认，这是一个商品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什么都可以是商品。商品有什么可以让人感到羞耻的呢？”[5]她用自己的姿色、性感换取生存和生活的资本，追求经济独立、人格独立。这种种行为都透露出了都市生活压力下市民的妥协。这种妥协既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必然结果、无奈之举，也是一种社会规则内满足自我功利追求的方式。池莉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小说在反映“民间”元素上也很有特色，女性不再居于弱势地位，甚至有时气势凌驾于男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爱情和婚姻还是不圆满，甚至脱离了本来的面目。无论是池莉早期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还是此后的《绿水长流》、《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等，它们所传达的想法与传统爱情纯粹美好的概念截然相反。她把婚姻爱情置放在当代社会的世俗人生中，以平实的民间话语摒弃爱情诗意、浪漫的情调，击碎了理想爱情的神话，还原了爱情在现实中的真实面貌。如《不谈爱情》中吉铃认为婚姻爱情只是一种手段，庄建非彻悟爱情不过是“性的饥渴加上人工创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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