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小说发表之初，“抗日文学”说一直是权威阐述。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批评者或从女性文学、或从生与死的哲学高度、启蒙角度以及文本结构等方面对文本进行重新解读，发现了许多新的内涵，然而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顾此失彼的现象。

　　关键词：《生死场》；抗日文学；女性文学；哲学；启蒙；文本结构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完成于1934年9月9日，是年仅23岁就饱经苦难的她在青岛完成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鲁迅先生的全力相助之下，《生死场》几经周折，于1935年12月紧随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以“奴隶丛书”之三的形式面世于上海，从而“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少的新奇与惊动”[1]萧红从此成功地跻身于上海文坛，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席之地。

　　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死场》是一部反映东北人民抗日的小说。

　　《生死场》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度被定义为三十年代抗日文学的奠基之作。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作者独特的身份（东北人）、作品中所反映的特殊地域（东北）、时代的环境氛围（抗日）上，加之鲁迅和胡风的评价，因而作品一出版迅疾得到广泛地关注。胡风在《生死场》的后序中评价人们站在枪口面前盟誓这一举动时写到“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蚊子似的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2]。胡风把对《生死场》评析的重点放在民众反抗的部分，一方面是时代所趋做出的审美选择，一方面取决于批评家本人的审美度向。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作为“左翼”现实主义理论批评家的胡风，他的批评侧重于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与时代内涵，这是时代使然。胡风的这一评价基调奠定了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对《生死场》甚至对萧红的评价定位，即把重点放在作品的反抗意识和战斗精神上，放大了作品的意识形态意义。随后，周扬在在1936年6月25日出版的《光明》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阶段的文学》的文章，把《生死场》拉入到“国防文学”的旗下，从而将它融入到“民族寓言”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作为纯粹的“抗日文学”文本来阐释。又由于周扬建国以后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使得《生死场》的“抗日文学”说无可动摇。

　　如果说《生死场》只是一部抗日小说，那么它前半部分厚重的乡村日常生活描述的意义何在，难道这些令人印象极深的蚊蚁般的生死仅仅是为了之后的抗日内容做铺垫吗？这样的解释显然很难令人信服。

　　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死场》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小说。

　　80年代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人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关注，并用以研究中国女性文学。邹午蓉在《独特的视角，深切的忧愤》一文指出，萧红是中国底层劳动妇女的代言人，她的作品有着独特的视角，“既从妇女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角度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表现出对妇女生命的终极关怀和深切的忧愤之情”[3]。影响力颇大的是孟悦、戴锦华的研究现代女性文学的专著《浮出历史地表》。她们认为《生死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历史的思索，对国民灵魂的批判，而这一主题是通过作者“女性的眼睛”观察到的，“是通过生与死的一系列意象连缀成的。其中生育行为—妊娠、临盆—这些女性经验中独有的事件构成了群体生命现象的基本支架。”[4]她们对《生死场》的评价，一如她们的《浮出历史地表》这本专著，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她们使我们把眼光投注到文本中女性生活的描写内容上并开始思考这些内容所产生的意义，而这一点恰恰是多年以来《生死场》研究中一直被忽略的。90年代初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孟悦、戴锦华的基础上，从女性主义角度“重返《生死场》”，来消解“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概念对作家作品解读乃至对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宰制。她试图从三个层面探讨“生死场”的意义。第一层面上，她把女性身体看作是小说意义的生产场所。第二层面上，刘禾认为民族主体在根本上是一个男性空间。第三层面上，刘禾认为萧红“从女性身体出发，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观察民族兴亡的角度，这一角度使得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意义生产的场所和民族国家的空间之间有了激烈的交叉和冲突。”[5]刘禾采用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发现了《生死场》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女性生活经验和身体体验，这一批评角度的确立足以使对作品意义的挖掘和评价跳出民族国家兴亡的大意义圈，独辟蹊径，使批评走向深入，至今许多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生死场》的文章都是在刘禾基础上的阐发。

　　民族国家和女性意识可以作为解读《生死场》的双重维度，而并非要从中择取唯一的解读法则。刘禾将女性立场与民族国家立场置于对立冲突的位置，尽管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解读模式，令人耳目一新，但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是不是可取，是值得再讨论和商榷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死场》是一部反映生与死哲学的小说。

　　葛浩文在《萧红传》中认为：“贯穿《生死场》全书的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的相连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6]。葛浩文的这一说法影响很大，将《生死场》的主题上升到生死轮回的哲学高度，使研究者们对《生死场》有了更高的认识。皇甫晓涛沿着生命哲学的思考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第一个能够如此镇定地面对死亡的中国现代作家”[7]。《生死场》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片古寂的模糊了生死界线的浑沌世界，这里存在这一个巨大的隐喻结构，这个隐喻结构“不仅有着一个古寂民族生命意识苏生中的文明自赎，而且它还在‘生'与'死'的哲理深度上把现代文化意识开掘到一个新的历史层次”[8]。他认为《生死场》突破了一种虚拟的文化自足，它将中国人逼视到一个死的境地反省其“生”的价值，在鲜明而又酷烈的一幅幅农村场景中蕴藏的是萧红更为峻切、焦灼的人生呼唤和历史抉择，是她“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摩罗也非常看重《生死场》所体现出的生命哲学，他深入挖掘了《生死场》前半部分所达到的思想深度，认为它书写了乡民生命意识的麻木，认真深刻地审视了生死，其剖析之深刻是连鲁迅这样的大家都未曾达到的。再者他认为萧红是“从一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是从生存本身的意义上来写人的精神麻木、灵魂麻木的”[9]，这一角度也是鲁迅未曾涉及过的，是萧红对现代文学的一大贡献。

　　萧红凭借自身对苦难的体验和对人生悲剧的悟性，在她的创作中一步步地向哲学靠近。她将对生命的深沉思考和对生活的执著追求，融入到自然和一切有生命的存在中，从中寻求启悟，进而体现出超越时空的哲理性的思想，这启发着后来读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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