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热衷于仕途，虽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会使得这些饱读诗书的士人抑郁厌恶，甚至对官场上的黑暗不满，但他们更多不会像陶渊明、王维他们一样辞官归隐进而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即使在命运坎坷面前，苏轼便是以道家主张的乐天安命的心态支撑他走完宦海一生。在 “乌台诗案”后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虽然说，此时的苏轼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但儒家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从而对官场是若即若离。

　　第二，儒道思想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使文学显得张弛有度。儒家主张诗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于情止乎于理”，而道家主张要求如人的精神情感一样自由。二者的矛盾之处，使得包括苏轼在内的北宋士人在文学思想上表现得含蓄中有张扬，放浪之中有内敛。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乘风归去”淡然看待这世间万物，但是“高处不胜寒”，独自一人又不忍这样离去。词意更深层表达了留恋官场但又畏惧失落矛盾心理，而从表达艺术层面看可谓是自然得法，空灵超然。

　　二、道家思想对苏轼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

　　苏轼的一生可谓是大起大落，然而却始终能以大勇大量对待人生的坎坷。他的豪放旷达通过书法诗词而为人所知和叹服。其从容淡然的艺术气息，就其思想根源除了大勇大量外还有道家思想中恬静自然，超然物外的一面。我们可以从他的《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漓皆可以醉……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领略到苏轼理解下的道家“超然物外”的淡然心态。尽管仕途上遭到三贬三放，官越做越小，处境愈加困难，但总能在困境不顺中将所遇到的事物来从中发现理趣排遣现实中不如意带来的苦楚，从而在精神层面上得到释放。因而，我们欣赏苏轼的书法诗词总可以感受到他以豪迈来冲淡悲凉，用放旷来开解郁结，用乐观来谴发愁闷，用温情诱发和悦的精神力量。从《惠州一绝》、《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诗词中我们看到苏轼超然脱俗，不落俗尘的形象。

　　另外，苏轼的豪放情怀中还夹着一些在对人生思考中产生的忧伤、苍凉、凄怆情感。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到苏轼触景生情，从古战场想到三国的同时代的的周瑜，在年轻是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有过去英雄人物想到自己，时光流逝，却未能建功立业。这很明晰地看出苏轼当时的一种慨叹人生苦闷的凄凉情感。现实的不满，加上道家的宇宙无穷，人生短暂渺小，飘忽如梦的思想又加深了他忧伤的情怀。这也是我们常能从他的词作中读到这样基调的思想根源所在。

　　结束语：

　　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儒、释、道三家思想对中华文化和知识分子影响深远的。可以说，三家思想由其产生到相互之间融合而丰富起来的各家思想被各朝代只是分子所吸收，并间接上主导了各朝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内在的思想，在外在的时代环境条件催化下，二者共同铸造了各朝代的文化特点。

　　苏轼能成为书坛、文坛上的大书家、大文豪，并在中国书法、文史上有着重要位置，跟其独特书风和文风是离不开的。书风，外静内动、中正平和；文风，悲怆中达观，沉郁中有豪迈，这些自成一体的艺术特点，是时代的结果，也是苏轼个人融合吸收道家思想的必然。

　　注释：

　　[1]李生龙 著 《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岳麓书社出版 2005年1月 P1—2

　　[2]傅璇琮 主编 《全宋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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