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将从唐兰“三书说”产生背景与理据、其理论合理性与价值、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三个方面对其加以简评。

　　关健词：三书说；理据；合理性；不足

　　自战国时期《周礼·地官·保氏》中载有“六书”之名，到后来汉时刘歆、班固、郑众乃至许慎对其加以详述，以“六书”为核心的汉字学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伴随而来的，当然还有两千多年来的批判与修正。徐锴“六书三耦说”，杨慎“四经二纬说”，再到戴震的“四体二用说”，形成了中国古代对“六书”造字法性质的极大冲击。到了现当代，中国文字学研究者采用新材料、新角度对传统的“六书”理论作出批判。其中，唐兰“三书说”首发新声，将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四种造字理论归并为象形、象意、形声三类，为汉字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思路。本文欲从产生背景与理据、合理性与价值、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三个方面对“三书说”加以简评。

　　一、“三书说”产生的背景与理据

　　1、传统“六书”理论的不足

　　关于“六书”，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分别以八字韵文对其加以界定，每一条目下仅罗列二例，难免界说不清，以致后人解释各执一词。如 “视而可察，察而见意”就不是指事一类字的专属特征。而关于转注、假借的争论更是莫衷一是。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用“六书之学，简直可以汗马牛，充栋宇”来形容这种情况实不为过。他同时指出许慎界说“六书”例字也有些许不足。较为典型的，如对会意例字“武”的批判：

　　“武”字从戈从止，止是足形，我们决不能把它当做停止的意义，因为停止的意义，在图画里是没有的。“武”字在古文字里本是表示有人荷戈行走，从戈形的图画，可以生出“威武”的意义，从足形的图事里，又可以看出“步武”的意义，可是总不会有“止戈”的意义。

　　以此对许慎《说文解字》中所谓“武”，“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的会意方式提出质疑，是很有道理的。

　　2、古器物文字材料为“三书说“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诚如唐兰先生所说“据我们所知，六书只是秦汉间人对于文字构造的一种看法。”那时由于可考查的文字材料的限制，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小篆作为说解文字的依据，以致对部分文字解说错误。近现代以来，考古学迅速发展为汉字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1899年殷墟甲骨文在河南安阳被发现。这些记录了商代自盘庚迁殷到帝辛灭亡273年间的文字，为重新认识和构建汉字学新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可能。

　　二、“三书说“的合理性与价值

　　1、合理性

　　唐兰“三书说” 提出后，许多学者批驳其未能解决文字学实际问题，对其理论合理性论述不多。笔者以为，首先， “三书说”将传统“六书”中象形与指示归为“象形”一类具有合理性。如其所言，从许慎对指事界说例字“上下”看，指示文字在许氏看来是抽象的记号而不是实物图画，但这种记号进入文字系统后的表义形式与传统意义上的象形是一致的，都是唐兰所谓的“图书文字”。与之相呼应的，前文所质疑的许氏用以界定指事的 “视而可察，察而见意”八个字，用以概括唐兰“三书说”中的“象形”一类，可谓恰如其分。其次，唐兰明确了“亦声字”属于“象意”一类具有合理性。

　　2、价值

　　“三书说”是中国文字学研究的新纪元。一方面，“三书说”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字学研究，不再是自秦汉以来对传统“六书说”的简单继承与改良式批判，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具备了区别于“六书”的新概念，提出了“象意”这一新术语，赋予了“象形”“形声”新内涵。另一方面，“三书说”开启了文字学界的新争鸣，对后来陈梦家提出的包含“象形、假借、形声”的 “三书说”，以及裘锡圭所谓的“表意、假借、形声”“三书说”都产生了较大影响。陈梦家、裘锡圭所谓的“象形”“表意”即为唐兰先生“三书说”中的象形、象意的归并。

　　三、“三书说”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对“象形”界定缺少说服力

　　唐兰提出了判别象形字的三个标准：一定是独体字；一定是名字；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其中第二、三个标准颇有争议。陈梦家以甲骨卜辞中“不雨”“其雨”即为“雨”的动词性作为驳斥其“一定是名字”的理据，有一定道理。另外，在界说第三个标准时对例字“大”的解说难以让人信服。他说“古‘大’字虽则象正面的人形，但是语言里的‘大’与人形无关……由大人的‘大’，又引申做一般的‘大’，这个字已包含了人形以外的意义，那就只是象意字。”字义引申是字形的有限性与事物无限性这一客观事实引起的必然结果，是文字产生后用字过程中的语言现象，将其作为判别象形、象意的标准很难有说服力。

　　2、将形声字称之为“声符文字”不妥

　　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说“象形象意是上古时期的图画文字，形声文字是近古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将形声字称为“声符文字”提法不妥。汉字总体上讲是表意文字，即便是近古时期的形声字，其意符在文字中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声符则标志了汉字从“意意”到“意音”衍生方式的变化。故“声符文字”提法欠妥。

　　总之，唐兰的“三书说”在中国文字学史上意义重大。虽然其在诸多方面存在问题与争议，但他开创的文字学研究新理路必将对中国文字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他不甘佞古、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也必将为后来者继承，使中国文字学理论研究再焕生机。

　　参考文献：

　　[1]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张晓明.二十世纪汉字字形结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5）

　　[3] 曹念明.汉字造字法的历史演进.汉字文化，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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