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便有了“大文学”的口号,“大”相对于“小”而言,当是意在救正“纯文学”观的狭窄和和偏颇.

 

　　但是,“大文学”之“大”,其幅度又该如何掌握呢?考诸史籍,“大文学”的提法实发端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一书,该书叙论部分将“文学”区分为广狭二义,狭义即指西方的纯文学,广义囊括一切语言文字的文本在内.

 

　　谢著取广义,故名曰“大”,而其实际包涵的内容基本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章”(吸收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样式),“大文学”也就成了“杂文学”的别名。及至晚近十多年来,“大文学”的呼唤重起,则往往具有另一层涵义,乃是着眼于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观照和讨论文学现象。如傅璇琮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主张“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1]。赵明等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和《两汉大文学史》,强调由文化发生学的大背景上来考察文学现象,以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提示文学文本中的文化内蕴[2]。这种将文学研究提高到文化研究层面上来的努力,跟当前西方学界倡扬的文化诗学的取向,可说是不谋而合。当然,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在深化文学研究,而非消解文学研究(西方某些文化批评即有此弊),所以“大文学”观的核心仍不能脱离对文学性能的确切把握.

 

　　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从以上三个递进演化的文学观念中,可以引申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如果说,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使得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难于以建立,那么,纯文学观的要害恰恰在于割裂文学与相关事象间的联系,致使大量虽非文学作品却具有相当文学性的文本进不了文学史家的眼界,从而大大削弱乃至扭曲了我国文学的传统精神,造成残缺不全的文学历史景观。要在两难之间寻求折中的大文学史观,除了取宏大的视野以提升文学研究的历史、文化品位之外,还必须在文学文本与可能进入文学史叙述的非文学文本间找到结合点,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性”,因为只有这种性能才有可能将纯文学与非纯文学绾接起来而又不致陷入“杂”的境地,它突破了纯文学的封闭疆界和狭窄内涵,又能给自己树立起虽开放却非漫无边际的研究范围,这才是“大文学”之所以“大”的合理的归结点.

 

　　二能否从我们的传统中提炼出足以构成中国文学的“文学性”的那种质素来呢?我以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两种提法可供选择。一是“沉思翰藻”,再一便是“缘情绮靡”,让我们分别加以探讨.

 

　　“沉思翰藻”一语,出自萧统《文选序》。作为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萧统在书的序言中着重说明了其选编的原则,那就是选取经、史、子书以外的各类好文章,其着眼点不在于“立意”、“记事”,乃在“以能文为本”。这个原则显然是从文章学的角度提出来的。“能文”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萧统未加解说,而“沉思翰藻”即为最好的注脚。“沉思”当指精心构思,“翰藻”谓注重文采,这两点要求本来是针对史书中的赞论序述而发的,但不录史篇而又选录其赞论序述,实际上意味着将这类文字当作文章看待,于是“沉思翰藻”便成了区分史书与文章的标记,也就是“能文”的进一步申说了。后世论者如阮元,在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径以“沉思翰藻”为萧统名“文”的依据,实非出于误读。当然,以“沉思翰藻”界定文章的特质,亦非萧统独创。溯其远源,春秋时代士大夫交往中讲求言辞的修饰,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3],即其肇始。汉以后文章勃兴,言辞的修饰转为文字、篇幅的修饰,重视文采便成为文士的习性.

 

　　至陆机撰《文赋》,深究为文之用心,将文辞与运思结合起来考虑,于是有“其运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的提示,正是“沉思翰藻”的直接底本。由此看来,“沉思翰藻”作为传统杂文学(即文章)的普遍性标志,是源远流长且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的.

 

　　然而,”沉思翰藻”之说仍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在,那就是偏重于文章的表现技巧,却忽略了构成”文学性”的内质.文学作品之所以动人,不光要有美的形式,更需要有足以打动人心的美质。而若缺少这种美质,内容空虚浮泛,一味在”沉思翰藻”上下工夫,虽也能制作出一些高文典册,毕竟嫌其苍白而无生命力。这就是古人集子里的文章并不都具有真正的文学兴味的原因,也是传统杂文学体制终难以卸脱一个“杂”字的缘由。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沉思翰藻”的提法又明晰地打上了文人雅士的烙印,显示着雅文学的情趣,而对于那些出自天籁的民间歌谣、故事,尚处在萌生状态中的笔记小品与野史杂说,乃至停留于俗文学阶段的的小说、戏曲、讲唱等,都显得不适用或不那么适用。因此,坚执“沉思翰藻”为准则,一方面会阑入许多不具有内在生命力的膺品,另一方面又会排斥那些虽够不上雅趣却不乏真趣的艺术杰构,可见它只能成为杂文学的共同质性(即文章之为文章的表征),尚不足以提炼、上升为合格的“文学性”,以承担会通古今文学范畴的使命.

 

　　现在让我们转过来看“缘情绮靡”。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个命题出现在陆机《文赋》中,仅仅作为诗这类文体的独特性能而予指认,为什么要把它放置到“文学性”这样一个大题目下来研讨呢?不错,“缘情绮靡”的原初表述只限于诗体特征,但诗体特征同时便是诗性特征,而由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诗在整个文学传统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体现着诗性特征的“缘情绮靡”说便也逐渐越出其原初的范围,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明显的证据即在《文心雕龙》中的《情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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