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背景下，秦王赢政完全接受法家的君主要拥有全部权力的理论，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二、《五蠹》篇解读

　　《史记》中多次引用到《五蠹》的文字，如《秦始皇本纪》中“二世曰：吾闻之于韩子曰：尧舜采掾不刮”[6]，《李斯列传》中“李斯以书对曰：……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7]，《范睢蔡泽列传》中“太史公曰：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8]，《游侠列传》中“韩子曰：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9]等，足可见《五蠹》篇影响之大。

　　《五蠹》篇包含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阐述因时、因势而变的进步史观，抨击孔孟“法先王”、“行仁义”的政治主张；第二部分将儒者、游侠刺客、言谈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称作“五蠹”，并对“五蠹”进行了挞伐，五蠹的存在无益于耕战、有害于社会发展，故而影响了君主的统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蠹》篇的行文思路是层层递进的。开篇即通过对“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等几个阶段的描写，雄辩地指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10]。因为历史是发展的、进步的、不会倒退的，所以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发生变化，统治者应该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制定不同的政治政策，即“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随后，韩非指出儒家所谓的“行仁义”并非是治“当今之世”的良方，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原则不能适用于封建国家，所以韩非一再强调“事异则备变”的著名论断，认为处在当时“争于气力”的新旧势力剧烈斗争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战胜奴隶主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保卫和加强封建国家。[11]空谈先王仁义及标榜德行高尚，是脱离了现实政治环境且无益于现实政治困境的纾解的，对于讲求实际功效或亟需有效措施来缓解战国时期的政治危局的现实来说，其实际的政治价值与其标榜的预期目标是不值一提的。

　　这种强调“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应时史观，是对韩非政治理念的精炼概括——“强调政治治理不能沉湎于虚幻的政治空想，而应脚踏实地地从现实出发，把切实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政治实践作为通向政治正义途径的基点和起点，从而有效避免政治浪漫主义。”[12]概括说来，就是面对现实，厉行法治。据此陈启天认为“世异则事异”是韩非历史哲学之第一原则、“事异则备变”是韩非历史哲学之第二原则。[13]

　　接下来，借圣人孔子和下主鲁哀公的对比，韩非点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国君不是圣人，不能将少数贤人才能做到而绝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嘉言懿行、仁义道德作为治国的标准和尺度。韩非认为，作为统治者，单纯的仁慈与理解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将法律放在首位，依照法律治理人民，实行强权政治。人们本来就畏惧权势，再加上以法律为重的治国方针，便会规范自己的行为，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了。

　　相反，如果“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14]，可见“仁义品行之说”对于治理国家造成的阻碍，至此“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论断的提出也就水到渠成了。韩非之所以明确批判儒者和游侠者，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违背了韩非“法治”的政治主张。[15]在他看来，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治主张下，儒者和游侠是“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甚至还有害于法治的实行，所谓“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因此，要坚决摒弃儒者和游侠，使之不能乱法离政。

　　“五蠹”中的第三类人为“言谈者”，抑或称为纵横家，韩非认为这些纵横家只是为自己谋求高官厚禄而已，他们借重国内和国外权势，谋求个人富贵，国君听从他们的浮说，就要破国亡主，“合纵连横”的主张实际是损害国家利益以富私家的手段。

　　《五蠹》篇提到的最后一种人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用金钱买来官爵，使自己的地位提高。韩非认为他们助长了社会上行贿托情的风气，地位甚至高于从事耕战的人，使得社会上正直的人减少，造成了“公民少而私人众”的恶劣局面。因此，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的政策实施依然必要，这也契合了战国动局下秦国削弱和摧毁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经济基础、发展农业以巩固封建政权经济基础的强烈愿望。

　　总而言之，从韩非的角度看来，治理国家首先要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严格的奖励与惩罚措施，之后拒绝纵横家的荒谬言论，以修明内政为主要努力方向；再次应该摒弃品行与名声，完全依照法律评判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并给予他相应的社会地位；最后要严厉的责罚那些投机取巧、扰乱社会风气的人，形成国家的良好风气。

　　有学者认为，秦始皇青睐《五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其作为统一的君主专治政权的蓝图。（3）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五蠹》完整透辟地论述了韩非倡导“以法治国”的具体措施、现实意义，他的治国理想和实现这一理想的措施及途径，正迎合了初掌权位的嬴政的政治理论需要。《五蠹》中所阐述的君人南面之术，更能引起嬴政的兴趣和君主集权的思想，他在读到韩非书时嗟叹不已，其原因盖在于此。

　　事实上，秦在统一六国后所采取的措施也恰恰是围绕着在《五蠹》基础上阐发的法家思想而实施的国家行为。如果将《五蠹》和《史记·李斯列传》中李斯对秦始皇的禁除儒学百家的上书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秦王赢政并吞六国成为秦始皇以后，所实行的焚书坑儒的极端专制的方针，并非仅是出于李斯的建议，而是《五蠹》等篇中早已作了系统论述的法家治国原则，《五蠹》正是新王朝的施政纲领雏形。

　　三、秦王对《孤愤》、《五蠹》的悦纳

　　秦王政不等于秦始皇，《孤愤》、《五蠹》篇也不等于《韩非子》全书，因此脱离文本的解读并不能对“秦王缘何见韩非”的问题作出全面的解释。从上述对《孤愤》、《五蠹》的文本解读，我们已经知道《孤愤》契合了嬴政所面对的国内形势与社会环境、《五蠹》契合了秦王对于治国纲领的需要，那么，秦王对于《孤愤》、《五蠹》的悦纳是否还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呢？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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