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把写景、写人、抒情、叙事巧妙地融为一体，把思妇的感情、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笔致委婉，语言清丽，感情缠绵，构成了一种千回百转、凄凉哀怨的风格。诗歌开篇先展示了一幅秋风萧瑟，草木零落，白露为霜，候鸟南飞的秋色图。在这萧条的秋色图中再逐渐凸显出怀人的思妇。在秋天清冷的月色中，思妇内心的寂寞和居所深闺的寂寞都得以表现，怀人之情因月色的渲染而愈加浓烈。而朗朗月夜中牵牛星与织女星的隔河相望，又进一步加深了思妇的相思之苦。诗中描述思妇内心活动时的笔法，也极尽曲折之妙。先从丈夫的角度考虑他一定“思归恋故乡”，继而猜想他为何“淹留寄他方”以致迟迟不归。这样的换位思考，这样的猜想，貌似平淡，实则是思妇相思至极的表现。猜想无果之后，再转而写思妇自己“忧来思君不敢忘”，整日里在相思中度日。实在百无聊赖，苦闷至极，于是想借琴歌排遣这无尽的相思，然而遗憾的却是“短歌微吟不能长”，只好望月兴叹。曹丕将一位痴情女子的刻骨相思几经掩抑往复地娓娓道来，生动地表现出了思妇悠远绵长的相思和不绝如缕的柔情。
在声律运用上，这首诗仿照柏梁体，句句用韵。被王夫之称赞为“倾情，倾度，倾声，古今无两”。
这，是《燕歌行》的特点，也是曹丕区别于曹操等其他建安诗人的典型特征。在他的诗中，看不到其父曹操那种慷慨激扬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也看不到其弟曹植那种积极上进志欲报效国家的激情。在他那里，总像是有一种诉说不完的凄苦哀怨之情，且他的言事抒情又常常用女子口吻。因此，明人钟惺说他的诗“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人气”（《古诗归》）。而这，也使他的乐府诗具有了个性化和抒情化的特色。
曹丕《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乐府诗，在七言诗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在此之前，《诗经》基本是四言体，偶尔也有七言句，但为数很少。《楚辞》是楚歌体，有七言句，但多数都带有“兮”字，与七言诗句格式韵味不同。尽管汉乐府中产生过许多七言句式，如唐山夫人《房中歌》中有：“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薤露行》中有：“露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蒿里行》中有：“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等等。但这些七言句式都是与其他句式夹杂出现，整首诗并非纯粹的七言之作。两汉四百年间，常被人们提到的全篇由七言构成的作品，分别是汉武帝时的君臣联句《柏梁台诗》和张衡《四愁诗》。前者出于后代小说，漏洞很多，原不可信。后者尽管是完整的七言诗，但该诗第一句还都带着一个“兮”字，拖着一条楚歌的尾巴。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首诗都不是乐府诗。因此，真正摆脱了楚歌形式的羁绊，使七言形式宣告独立，且是乐府诗的作品，就不能不说是曹丕的《燕歌行》了。
曹丕《燕歌行》树立了抒写夫妻离别相思主题的范式，后人多学他以《燕歌行》曲调作闺怨诗。继曹丕之后，魏晋南北朝还有魏明帝、陆机、谢灵运、谢惠连、梁元帝、萧子显、王褒、庾信八位诗人作过同题诗，但所作都未脱开曹丕确立的这一主题。直到唐代高适《燕歌行》的出现，才出现了大的变化。高适《燕歌行》将视线从闺阁移至了塞漠，主旨是谴责在皇帝鼓励下的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败，使广大兵士遭受极大的痛苦和牺牲。诗写的是边塞战争，但重点不在于民族矛盾，而在同情广大兵士，讽刺不体恤兵士的将军。在这样的主题中他又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征夫思妇相思离别之情的抒写。用《燕歌行》曲调写时事，写边将生活，高适是第一个。他的大胆尝试获得了巨大成功，他的《燕歌行》成为边塞诗和乐府诗中共同的名篇！这是高适的创造，也是他对曹丕《燕歌行》的突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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