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死者》中的主角确也有着相似的经历。《死者》中的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教授和格丽塔是一对爱尔兰中年夫妇，参加圣诞舞会的夫妇回到旅馆后，加布里埃尔对妻子示爱无果，发现妻子心神不宁。原来，晚会上的一首歌唤起了妻子对逝去已久的少年恋人迈克尔·弗雷的无尽怀念。向丈夫倾吐心声的格丽塔在抽泣中沉睡过去，而此时的加布里埃尔感到一切都不可理喻：相守多年的夫妻本应相知相许，怎奈彼此心里相隔；他自以为是她的唯一，而他在她心中远不及一个辞世多年的少年恋人。“泪水大量地涌进加布里埃尔的眼睛。他自己从来不曾对任何一个女人有过那样的感情，然而他知道，这种感情一定是爱。”妻子的坦白给了加布里埃尔致命一击，让他明白无论如何自己都无法改变这可悲的爱情轨迹。此时，加布里埃尔凝视着窗外的飞雪，大雪覆盖了黑夜里爱尔兰的每一个角落，也覆盖了加布里埃尔那颗曾经为爱炽热的心。

　　三、被现实放逐者的无奈

　　《乌衣巷》被引用在《台北人》的扉页，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道出了今不胜昔的怅然，为整部小说奠定了今非昔比的感情基调。《都柏林人》中人们一直被生活的常规与乏味禁锢，面对现实命运的作弄，人们的抗争总是徒劳。因此，两书中都塑造了被荒诞现实放逐的孤独“零余者”形象。

　　《游园惊梦》中的蓝田玉，曾是秦淮河畔的名伶，一曲游园惊梦使国民党将领钱鹏志娶了她做填房夫人。钱鹏志去世后，她一个人流落台北，生活一落千丈。窦公馆的聚会，看到往日生性温和的姐妹桂枝香俨已成为珠光宝气、颐指气使的女主人，蓝田玉终于体味到曲终人散、世态炎凉、被现实彻底放逐的无奈和凄凉。《国葬》中“陆军一级上将副官”秦义方，想当年在大陆追随李将军，百万大军归于麾下，如今到了台北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想去送追随了三十年的老将军最后一程，报上“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却因无人相识被宪兵无情拦下，“倒退了几个踉跄，气得干噎。”晚景好是凄凉，沉迷辉煌过去的秦义方终被无情的现实碾过。如果说白先勇在《台北人》中谱写了一曲“今非昔比”的时代挽歌，那么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则描绘了一部麻痹于荒诞现实的精神悲剧。《阿拉比》一篇中，主人公“我”为了取悦曼根的姐姐，决定去一趟她提到的阿拉比集市。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目的地。然而，曾心怀向往的集市“几乎所有摊位都打烊了。大半个厅堂黑沉沉的，犹如置身于做完礼拜后的教堂中。”揣着六便士的我饥肠辘辘却又囊中羞涩，终于还是要灰溜溜的回家，回到那段“乏味的日子”。一次失败的离家无疑让少年初尝了外边精彩世界的无奈。《一朵浮云》中的小钱德勒与阔别八年的老友加拉赫重逢时，往日旧友已今非昔比，成为“伦敦报界的红人，”而小钱德勒却依然埋头“令人厌烦的文书工作”。面对加拉赫如鱼得水。滔滔不绝的人生经历，小钱德勒只能在诗歌幻想中重复着乏味的生活。于是他感慨：“要想发迹，必须远走高飞。在都柏林，你什么也干不成。”然而，他却无法逃离，孩子的哭声让他气急败坏。妻子的责备让他唯唯诺诺。诗歌是他唯一的慰藉，而现实中的他却毫无行动能力，终于被现实放逐的他在日常琐碎中愈发消沉被动，“他终身变成囚犯了。”

　　《台北人》和《都柏林人》均触及了人类“被放逐”的共同经验，通过对众多不同形态的文化群体被放逐经历的描绘，体现了两位作者对“人”寄予的深切人道关怀。通过放逐这一主题，两位作者关注“人”面对残酷现实时无力、无助和无奈的精神感受，指出人性深处的脆弱、堕落、麻痹的精神共性。

　　参考文献：

　　[1]夏祖丽.归来的“台北人”——白先勇访问记[C].第六只手指，花城出版社，2000.

　　[2]白先勇.台北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詹姆士·乔伊斯.都柏林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4]程鹏.“王谢子弟”穷途路旅美华人无根心——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思想倾向[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01）.

　　[5]帅震.被放逐者的悲情——台湾现代派小说中的乡愁意识[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3（01）.

　　[6]袁德成.詹姆士·乔伊斯——现代尤利西斯[J].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7]林玉珍.乔伊斯传[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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