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语言的发展背景及其字义
　　（1）“兼”字文献与字义上的考查
　　据查证，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将“兼和”二字连用的文献是《管子·五行》：“出皮币，命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在此，张佩纶和李勉都把“兼”翻译为“谦”。实际上，把“兼和”作为一个哲学的范畴来解释的，就作者所见，只有张岱年。张岱年从墨子和邵雍的文献中受到启示，比如《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中有“唯人兼乎万物”，《正蒙·至当篇》有“大者兼之富”。
　　（2）“和”字文献与字义上的考查
　　在《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周易》等文献中，均有对"和"的解释。如《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五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周易大传·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对于"和"字，张岱年用哲学的含义作了诠释，比如：“和是兼容多端之义，今称之为‘兼和’。”[4]200“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4]411对于张岱年的解析，方克立评价道：“深得中国传统哲学重‘和’思想之精义，是批判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中国哲学的一个范例”，“张岱年先生提出‘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概念，可以说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哲学中‘和’这个概念的辩证含义。”[5]62
　　3.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理由及背景
　　（1）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理由
　　张申府和张岱年两兄弟曾在清华哲学系一起工作。1935年张申府组织“一二九运动”，被捕入狱。1936年离开清华，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南方革命地区，通过言论批评国民党的腐败。与此同时，张岱年则坚持“学术立国”的远大目标，专心哲学研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南迁，而张岱年因故滞留在京，生活极为穷困，但依旧坚持撰写《中国哲学大纲》。他亲身体验了异族的统治，并且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由此，在1942年建立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张岱年提出了“兼体”的概念。
　　此时的张岱年，逐步创建了一种迥异于其兄张申府的价值哲学体系，明确提出把“中庸”观念转换为“兼和”观念更好，并且，不再提其长兄所讲的“中和”概念。为何会如此呢？这是因为他已经明确意识到，国民党根本无法承担起当时的历史责任，“三民主义”已经落后于时代，并且，蒋介石自己所信奉的阳明心学也无法救国救民。张岱年更进一步意识到儒家哲学中的“中庸”（实为“中和”）思想不能代表当时的时代精神，由此，他提出了“兼体”的新价值体系，后来又提出“兼和”的价值哲学体系。可以说，此时的张岱年已经预见到未来世界，即这时代是“平衡”时代，又担心其平衡状态单调一色，因此他所提的“兼和”里特意强调了多样性。
　　（2）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背景
　　上世纪30年代末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接触、接受了当时世界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理念。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更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人民的态度和思维形态。他们评价其思维方式和体系是病态的。因此，这世界发生矛盾而产生残忍的战争，生灵涂炭。两次世界大战，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哲学体系产生深刻的怀疑。张岱年亲历了异族统治的残暴，并因此提出“先兼体，后兼和”的概念，主张以“兼和”代替“中庸”。他认为，不如此社会就不会有什么变化，由此，自然反对其长兄的“中和”价值体系及其标准。这也正是张申府“"中和”价值哲学转向社会主义“兼和”概念的理由。
　　从张申府亲身体验获得的“中和”价值体系，转移到张岱年同样由亲身经历获得的“兼和”价值体系，是因为时代精神发生了转变。张岱年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从张申府而来的，且与其时代结合得更紧密。上世纪30年代末，大多数知识分子相信将来世界是平衡的时代，其信念近乎宗教信仰般坚定。张岱年也相信必定到达“平衡时代”，但是，又担心将来社会变为单调一色而容易消失多样性的价值。因此他准备建立针对将来社会的新价值体系，强调多样性及创意性的价值，认为如果这样的社会里不加以创意精神，社会很容易集体沉默。由此，他在“兼和”哲学里强调了创意精神。无疑，张岱年所创造的“兼和”概念，是建立在张申府常说的“活力”基础上而创造的新观念。
　　结 语
　　张申府和张岱年两人的时代价值标准最初并无二致，后来开始分化。其分化的原因，则是随着时代的激变，两人由于处于不同的地域，经历了不同的生活，因而经验各异所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两人的时代价值标准中都具有其相同的时代精神。
　　从张申府的"中和"到张岱年的“兼和”，象征着中国社会理念的巨大转变，象征着主要社会判断标准的转变。时代发生了转变，理念肯定也会随之转变。张岱年相信不久将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先一步建立了新的客观价值标准。在历史上比较稳定的时代，比如，在基于非阶级的不平衡的社会，“中和”的标准就是非常适当的。反之，在基于平衡的社会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鉴于此，张岱年晚年丰富了“兼和”的内容，使之既有多样性和包容性，又增加了创意精神。他认为，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形成的哲学体系都是在一种融合的过程中发生的，谁来创造或谁来收容等哲学的论议，豪无意义。我们经常看到，新的思想观念都是由过去的观念融汇综合的，并且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进化，这也是一种宇宙大化的自然现象。因此，未来中国能否走到平衡的“兼和”世界，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注释：
　　（1）郑玄诠释《中庸》篇的题义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据《释文》及《正义》引）
　　参考文献：
　　[1]钱耕森.“中庸”“中和”“诚”的生态文明（智慧新探）[J].王学研究，贵阳，2013，（4）.
　　[2]张申府.张申府文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3]高怀民.大易哲学论[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
　　[4]张岱年.张岱年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5]方克立.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北京，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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