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现代性”书写叙事中，“传统性=劣根性”作为假设性理论，在理论的价值上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作为对传统文化和思想缺陷的批判和自省，它的实践意义又是合理的。“五四”之后，当新文学面临着某种特殊的语境，如西方文明、政治斗争、国民劣根性等，传统批判这个原本有局限的主题就在“现代性”书写叙事中发挥了加强作品真实性与深刻性的作用。同时也在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性特征时，表现出了强大的解释功能和整合功能。不得不承认的是，“反传统”给中国带来民族独立和解放等话语的同时，也带来另一种“宏大叙事”——“民族—国家”的寓言性叙事即“启蒙”和“拯救”话语。当“求变”“求新”、适应时代潮流、顺应历史进步的思想面对现代书写者们高度紧张的现代性焦虑和启蒙焦虑之时，其也就成为了现代的一种最大信仰。于是鲁四老爷可以在这种信仰中出现并独领“风骚”。
　　在《祝福》中，鲁四老爷几乎一直是沉默寡言的，他直接的言语就是“可恶，然而……”也就是说鲁四老爷内心的秘密被这个仅有的话语形式所承载和遮掩，不管我们从鲁四老爷这句话中推敲出多少意味，我们仍然难以从这一话语形式本身触摸到他内心真实的情感脉动。在话语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已经难以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所以鲁四老爷终将是缺少主体性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只是作为周围权利和欲望的总和才被实体化的，是一种被动的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鲁四老爷是被建构起来的，并且在建构的过程中已经被放大成封建伦理的象征，具有了无限的权利和威慑力。所以他对祥林嫂的死亡负有较大的责任。我们已经说过，现代文学的写作者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要表现社会的顽疾，而是要借着建构出的“传统”，诸如鲁四老爷之流，以现代启蒙主体的身份来审视和观照，希望可以找出最后救治的途径。于鲁迅这样的斗士而言，疾病与疗治几乎构成了其全部写作的一个喻象。如果说“疾病”就是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宗教的罪恶，那么治疗无疑就是对其大加批判和责难，最后可以警醒世人。
　　就此而言，鲁四老爷又是首当其冲的被批判的对象，“麻木”“冷漠”“自私”“虚伪”“道貌岸然”成了鲁四老爷无法脱下的外衣。那么鲁四老爷如何才能是不“麻木”“冷漠”“自私”“伪善”“道貌岸然”的呢？难道是鲁四老爷应该不忌讳作为寡妇的祥林嫂，忽视其作为佣人的可用价值，心甘情愿地收留并为其养老送终？试问谁可以做到，恐怕就是连以“开明”自居的现代人也无法做到吧。那么为何唯独对鲁四老爷如此苛刻呢？诚然，祥林嫂死在除夕之夜，鲁四老爷因此断言她的谬种性，但他也不过是说出了一句正当其时的鲁镇人都会认可的断语而已，毕竟谁愿意在祝福时节听闻一个人死了的消息呢？在这个过程里，可以说，鲁四老爷以及他的家人并不比同等情形下的任何一个普通家庭做得更过分，鲁四老爷一家对待祥林嫂的态度代表的正是社会的主流风尚：谈不上更恶，也没有更好。
　　的确祥林嫂终其一生是可怜的。早年丧夫，继而被卖，接着再嫁，后来子亡，并且还要在周遭人或热或冷的询问中、或真或假的同情中努力寻得一席之地。这确实是遭遇了人生的莫大悲哀，体会了人世的莫大悲凉。对她，我们们可以“同情”可以“帮助”，可是却不可以轻言“拯救”。对她我们做不到，鲁四老爷也做不到。因为像祥林嫂一样身世悲惨的人在我们这个世上还有很多，而导致他们苦难的也不仅仅是“传统”那么简单。
　　可是“拯救”却恰恰成了我们言说新文学最习惯用的术语。可在此我们忽视一个关键的因素，即这种“拯救”所依靠的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虚构假想和单一批判；也就是说如果不去想象、建构以及解构出那些摧残个体生命尊严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拯救”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必须“建构”出一个鲁四老爷，然后再将其进行体无完肤的“解构”。唯有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地完成一次“拯救”仪式，满足“改造和进步”的乌托邦夙愿。所以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为“现代性”造一个人，再为“现代”杀人！
　　当然，在此我们并不是要怀疑鲁迅作品中“启蒙”和“拯救”的寓意，只是想表明：与其说鲁迅是追求文学“现代性”书写叙事的标志，还不如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某种“现代性”诉求将鲁迅的形象强行拉上了它的运行轨迹。这种诉求包括“革命”“民族国家意识”“反传统”“纯文学”等等。在此情况下，鲁迅的形象已日渐模糊，当我们认真地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时，我们又能指什么呢？当我们说鲁四老爷是传统的，我们又能明白无误地表达什么呢？特别是20世纪上半期的文学，诸如鲁迅到巴金再到路翎的作品，几乎都是在这种解读思潮中生存。但不得不说的是，如果我们囿于“现代性”书写叙事的这种非此即彼的解读逻辑，以一种绝对的武断的方式来处理文学和历史，那么由此造成高度简化将会不可避免，而历史和文学的复杂性、丰富性也会在逐渐的缩减中散失殆尽。
　　{1} 如杨春时、宋剑华在《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上发表了《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就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近代性抑或现代性，以及该文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本质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不应当属于现代主义文学，因为其不具备现代性，而只有近代性。而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他们的观点又持反对态度，认为以西方文学史固有的模式来框定中国文学，这正是背离了中国的实际。
　　{2} 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3}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4} 鲁迅：《〈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页。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瞿秋白.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 张克.颓败线的颤动——鲁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4] [墨西哥]奥·帕斯.批评的激情[M].赵振江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5] [美]弗莱德里克·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西方文化思想的历史转型[M].傅景川，陈永国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6]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
　　[7] 耿传明.轻逸与承重之间——“现代性”视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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