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视野下的《长城》

人气指数:点发布时间:2017-10-09 17:24 来源：http://www.zgqkk.com 作者：贾文广，景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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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着张艺谋电影作品一直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模式：部分影评人和观众认为他的作品存在着过多渲染中国文化丑陋面的因素，未能全面体现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也有部分专业人士认为张艺谋的作品将视觉冲击力发挥到了极致，代表着中国电影的一种发展趋势。承继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张艺谋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以每年或每两年推出一部作品的速度奉献着自己的作品。2016年底贺岁档上映的《长城》是张艺谋的最新作品，他调动了电影市场化运作中较具影响力的张涵予、景甜、鹿晗等人，一改张氏电影大胆启用“谋女郎”的操作模式。

　　一、电影《长城》的文化界定

　　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作品在展现鲜明的象征性、寓意性特征同时，也深深地烙上自身的主观色彩。他们诞生于新中国的动荡岁月，在上山下乡的时代浪潮中迈入社会，又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沐浴着新时代的气息成长起来。通过他们的电影，观众能够感受到最底层民众的声音，一改传统电影的表现主题。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发展过程中的一股清流，仍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与整个文艺创作领域中主体意识鲜明的潮流一致的反思，这是厚重的生活积淀之后的集中爆发。正如陈凯歌本人所说：“所有的一切，都与创作者的经历与感受分不开。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泻而出，能不令‘六宫粉黛无颜色’？”[1]张艺谋作为其中的代表者之一，曾在20世纪80年代凭借《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其后又完成了《秋菊打官司》《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2002年转型执导商业片又奉献出《英雄》《十面埋伏》等作品，特别是《满城尽带黄金甲》《金陵十三钗》两次刷新中国电影票房纪录、四次夺得年度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张艺谋和他作品已然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折射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展现出中国电影人对社会的思考。

　　这种思考延续到了张艺谋拍摄的《长城》中，电影《长城》以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长城”为叙事对象。故事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国的古代，以人类为饵食的怪兽——饕餮，每60年便会集结到人类的领地觅食，捍卫领土的人类军团铸造长城的目的也是为了抵御怪兽的入侵。来到中国寻觅黑火药发财的外国雇佣军威廉·加林与佩罗·托瓦尔，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误打误撞进入了长城，认识了对抗饕餮的中国无影禁军，也见证了无影禁军的精锐和勇敢，并被这群战士之间的信任和牺牲所感动，威廉·加林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共同守护人类的战斗当中。然而，在对抗的过程中，他们却发现饕餮大军不断进化，到最后已经能够从长城打进皇宫，他们最终在捍卫生命、抵抗邪恶的大旗下统一在一起，一场大战也由此拉开。单纯从故事的叙事模式而言，《长城》并没有取得较大的突破。一方面是由于这部电影的剧本由好莱坞团队创作，带有浓厚的好莱坞色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出资、中国拍摄的商业模式所致，中国主创团队在整部电影中的话语权较小。但仍可以感受到来自于张艺谋本人的浓厚个人色彩，他并没有按照大众文化时代“娱乐至死”的模式安排电影。这或许正是以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在当下的市场运作中不得不面临的尴尬，他们的出身、经历、思考仍然保留了较多的80年代色彩，迫使他们并不将电影视为完全的商业产品，而总是试图在电影的镜头叙事中表达更为深邃的个人思想。这是因为张艺谋的电影具有融汇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大众传媒的基本特征，正如学者强调的，“张艺谋执着于表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神秘的边缘化处境，一个不为人知的‘奇观’世界。张艺谋的电影把中国再现为一个处于历史进程之外的、超时间的、神话化、寓言化的空间，一个被排斥在‘现代性’话语之外的彻底封锁的空间，一个彻底寓言化的东方故事。”[2]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说，《长城》不是一部完全属于当今时代的电影作品，它试图将厚重的历史和宏大的叙事统一起来，这是身为导演的张艺谋的私心。但也可以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中，清晰地意识到《长城》又是第五代电影导演试图迎合当代审美诉求的尝试，它启用了流量男生鹿晗、人气女演员景甜和在西方电影市场颇具号召力的一众好莱坞影星。二者的结合实则正体现了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的现实，中国人正在经历着如何审视传统文化和如何接受西方文化的考验。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或许可以借用梁簌溟先生对文化的定义，给予其更为准确的理解。因此，他也将儒家思想称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艺谋的电影作品都能够在价值多元化、审美宽泛化的当代社会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正是由于他试图通过电影传递的信息契合了某一部分人的生活态度而已。人类传统的观念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由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与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它是人类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感性上的知识与经验的升华。

　　追溯张艺谋电影的文化特征，则可以上溯至20世纪80年代，他从《黄土地》《红高粱》中一路走来，他所奉献的是中国社会中不太被人熟悉的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尽管严格意义上来说，电影《长城》并非是张艺谋全力创作的一部作品，他本人更为地是扮演了素材的整合者的角色。1990年至2000年，这是张艺谋从不惑到知天命的十年。这十年里，他拍摄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我的父亲母亲》等作品。可以说他最知名的几部作品都产生于这十年之中。再之后，《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喜》等一批“张氏烂片”开始出炉。有人认为他从《英雄》開始，张氏电影开始转变风格，实则是他对人性思考从批判走向了重塑。

　　二、厚重历史与现代理念的交汇

　　作为第五代导演代表的陈凯歌曾这样评述到：“我们的感情是深挚而复杂的，难以用言语一丝一缕地表述清楚。它是一种思前想后而产生的又悲又喜的情绪，是一种纵横古今的历史感和责任感，是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念……我渴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使这种信念和情感得以抒发。”[3]这不仅是陈凯歌对自己电影道路的评价，也可以用以描述张艺谋的电影道路，即使是转战商业电影拍摄之后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2016年上映的贺岁片《长城》正是一部试图实现厚重历史与现代理念之间融合的作品，电影将背景设在古代中国科技和文化相对发达的时期，除了长城外，还融入了神话怪兽和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等中国元素。

　　影片的主题设定十分明确，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长城为中心，围绕着个人的成长与转型展开叙事。首先，长城是中国传统价值和文化理念的凝聚体，张艺谋试图将浓郁中国元素与好莱坞成熟商业模式结合在其一，是实现历史与现实融合的基础。同时，他更强调集体力量的重要性，抵御饕餮的战斗绝非欧美电影所宣扬的个人英雄所能承担，它需要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的合作。二者的结合为电影超越了魔幻电影的类型化倾向，使其在融合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和五军牺牲精神的洗礼过程中发生了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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